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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五章 劉青:以人權的名義作惡多端 (二)

June 15 2009 at 10: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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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人浮於事

  設在香港的一間狹小房間裏的“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十年來發表了三千三百多篇新聞稿,但該機構衹有一人工作,獨立進行調查、寫稿、發稿,就連中英文打字和撰寫英文報告,也都未請祕書幫忙。負責人盧四清先生每天還要接聽無數電話,回復上百封電子郵件,整理資料分類,編寫網站程式,編輯中英文文章上網,維護網站,去郵局和銀行以及處理雜事。相比之下,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顯得格外臃腫而龐大,它雇用了十幾名工作人員,十年來衹發布了八百條新聞。在美國居住了十三年卻連簡單的英語都不會講的劉青,心安理得地領取高薪和津貼,過著奢華糜爛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吃喝玩樂、遛狗、逛賭場,以及勾心鬥角搞內鬥,或為某人捧場,或誹謗某人。為此,盧四清先生笑問劉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萬美元的薪水為你們組織做十年義工?”

  (九) 買辦民運

  方勵之、郭羅基等十二名辭職的理事指出:“當中國本土的公民維權運動在新世紀興起和高漲之際,‘中國人權’麻木地置身事外。不僅如此,部分理事以個人身份投入維權運動,竟被‘中國人權’負責人指責為‘傷害了組織’”。高寒先生認為,“買辦民運”的要害是對本土抗爭和突發事件麻木不仁,衹對給錢的後臺老闆言聽計從。他們指出“中國人權”和《北京之春》就是“買辦民運”。薛偉先生和錢達先生透露,《北京之春》每年為台灣情報機關提供二百五十件情報,獲取總計兩億元新台幣的祕密經費。《北京之春》為完成定額任務,與“中國人權”互通有無至關重要。岳武先生在《是誰逼得方勵之等人啞口無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買辦民運”的後臺:“誰?台灣!為什麼?錢!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秀才看見錢,大眼瞪小眼!台爺叫怎麼辦咱就怎麼辦,台爺不讓監督咱就看不見。”

  (十) 相互敵對

  茉莉女士致函“中國人權”,指出劉青“拉幫結夥,自立山頭,相互敵對”的問題,林培瑞先生深有同感,說:“一個領袖把團體變成他個人的派系,敵視其他團體的領袖,結果使得為了共同理想參加團體的其他人全部離開。直到現在我才瞭解到,‘中國人權’內部也產生了同樣的問題。”為了壟斷“資源管道”,“中國人權”不擇手段傷害民運,在向後臺報告誰“可合作”、誰“不可合作”時也往往挾帶私心。許多民運團體在向美國、台灣某些機構申請經費資助的過程中,都曾受到過劉青等人的攻擊,甚至被誣為“中共特工”。劉青向那些機構強調:“那些項目‘中國人權’已經在做了,他們沒有必要做重複的事,而且他們不可能做好。”由於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運事業的經費資源,許多有影響的民運人物心寒之餘離開了是非圈,另謀生路。民運出了“王倫”,山寨就剩幾個嘍羅。

  二、劉青發家史:人心險惡和道德淪喪

  (一) 家族經營

  出於“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慮,劉青授意胞弟劉念春拉幾個人成立了“勞盟”作為項目,吸納海外經費。劉念春被捕後,“中國人權”竭力為劉念春造勢,向外界謊稱“勞盟”成員有三百之多,還不時拋出一些諸如劉念春獄中病危、劉家被北京國安局派人縱火之類的假消息來炒作。弟媳儲海藍也成為劉青向國內發餉的代理人。為了給劉念春爭一筆“傑出民運人士”獎金,劉青還把黃雨川老先生氣得中風。熟料劉念春出國後並不記恩,很快從劉青克扣他人的援助款而為他買下的公寓裏搬了出來,兄弟反目成仇。此後,劉青老婆韓曉蓉的弟妹成為“中國人權”在國內的代理人。劉青還把“中國人權”的經費轉到“平等教育基金會”,韓曉蓉則從那裏領取工資。由於“中國人權”的金字招牌給紐約的政治庇護行業帶來生意,韓曉蓉的女兒便從潘琦玲女士的移民事務所領取工資,卻不用上班。

  (二) 諜網難纏

  “中國人權”搞國內調查、分發捐款是其本職,然而劉青卻以此掩人耳目,從事著與“中國人權”身份不符的活動。劉青給國內某些接受援助的人士規定兩個條件:一、必須經常提供情報﹔二、衹能與“中國人權”獨家聯絡。北京的李海先生和湖南的張善光先生就因向劉青提供情報遭出賣,先後被當地法院以“間諜罪”判處九年和十年徒刑。異議人士因“與境外敵對勢力聯系”和“接受境外敵對組織的資助”而獲罪是很不幸的,而劉青又使他們陷於“為境外組織刺探、收集、出賣情報”的訟案中。“顛覆政府”有時候是理直氣壯的義舉,而“背叛國家”即使在美國也是最遭人譴責的一種罪行。當年魏京生受到“出賣情報”的指控,劉青為其鳴冤,理由是一名電工不可能獲得軍事機密,然而二十年以後,當事人之一白天祥先生(原法國駐北京大使館三等祕書)卻向外界証實了這項指控。

  (三) 內鬥悍將

  1998年王炳章先生闖關回國創建反對黨,不幸被捕,劉青、胡平、胡安寧趁王之危發起圍攻,煽動不明真相的阮銘、王軍濤、吳仁華、王鵬令、胡立俊、常征、郭羅基、劉賓雁等人,通過曾慧燕女士在《世界日報》上刊登“譴責王炳章”的聯合聲明,挑起海外民運內鬥。1999年1月,美國國會原擬舉辦“中國民主黨”事件聽証會,經劉青、魏京生力阻,改為一般的中國人權狀況聽証會,並撤銷王希哲、王炳章的發言資格,引發劉魏與二王兩派民運人士在聽証會現場激烈沖突,轟動一時。劉青還指使朱銳女士勸說各省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退黨。為了誣蔑盧四清先生是“共特”,十年來劉青向國內打了上千通電話。此外,封殺那些對台灣幹預民運有不同意見的人士,也是劉青出擊的動因之一。劉青還雇用了陳破空、唐柏橋、魏泉寶、高平、陳立群等人監視和離間其他民運團體。

  (四) 公器私用

  “中國人權”網站的“良心犯”欄目,在海外被稱為“劉氏人權檔案”;“中國人權”的“人道援助基金”,在國內被稱為“劉青的錢”。原因很簡單――劉青在行使“中國人權”主席職權時,參雜了過多的個人因素,親疏交惡一目了然,公器被他任意私用。許多著名的民運人物和政治犯的名字無法在“中國人權”的網站上找到,衹因為劉青與之曾有過結。“劉青的錢”當然也是根據個人喜好來分發的,經常隨便答應給錢,經辦人焦柏固先生不由抱怨:剛剛寄了幾百,卻又來電說劉青答應了幾千,而那個人什麼事也沒有,把“中國人權”當搖錢樹了。幾個酒肉朋友(如艾端午等等)也從賭桌上向劉借錢,或用於還債,或收藏古董字畫,也有去開洗衣店、地板行、房產公司、按摩院、電腦店的。劉青對“公民議政”等組織搞“利益輸送”,也是為了把“中國人權”的錢變成“劉青的錢”。

  (五) 自甘墮落

  岳武先生戲稱“劉青家的狗比驢還大”,藉以譏諷劉家的奢侈花費。“劉青的錢”來之容易,慣得他出入講究排場,消費講究檔次,擺家宴養門客,充老大派頭。前些年“劉青的錢”在股市裏翻騰了幾下沒影了,這幾年在新澤西的賭場裏“劉青的錢”經常博得滿座喝彩。如今劉青見到那些滿臉窮酸相卻自命清高的民運同仁就心生厭煩,衹對款爺和“金主”套近乎。久而久之,圈內便有了“劉青管經費----對賭場越慷慨,對民運越刻薄”的說法。劉青一人包辦的“人道援助基金”,沒有收款人憑証,根本沒法查。不過儲海藍女士卻在床第之間向張林先生透露:“他們給你三百、五百,而在那邊的名單上卻填著五千、一萬。你出去後就知道了。反正跟著劉青,不用愁錢。”任畹町先生、楊周先生的錢被劉青吞了大半,結果引發持久的爭議。李洪寬嘆道:真不知該如何給劉青寫悼詞。

  (六) 蠻橫霸道

  王希哲先生不同意劉青把盧四清先生誣為“共特”,他贊賞盧為國內各省民運人士購買傳真機的做法,劉青便銜恨報複,禁止王參加會議。劉青甚至不允許王希哲先生擠在朋友的房內過夜,於是吳方城和杜智富衹好連夜開車把王送到劉曉竹先生那裏。王質問劉青:“你是奴隸總管?我非要服從你的鞭子?聽從你的指揮?”劉青為了匯錢給妻妹,要小蔡用她的私人支票支付,被拒絕後,劉就以要辭退她進行要挾,態度十分惡劣。辦公室管主任瑋琳女士遭劉青猥褻和侮辱,劉拒絕道歉,卻以多發兩月薪水作條件要她保密。劉青還對王丹先生的同性戀私生活橫加指責,竟罵出“你為什麼不注意點形象,跟男的在一起...”等臟話。郭羅基先生參與提案罷免劉青,劉便針對郭個人提出報複性反制提案。劉青還大罵儲海藍“不要臉”,將她趕出家門。

  (七) 爭名奪利

  名不見經傳的劉青,如果沒有某些情治機構插手,他在海外民運圈內衹是一個小角色。在人權事業上,劉青不是什麼先驅、鬥士或奉獻者,從未參與過人權組織的創建。在中國人權有錢後,劉青經常利用“中國人權”取得某次會議主辦權的機會,按其個人恩怨排列席次和發言順序,分出所謂的“主流”來。王炳章先生、沈彤先生闖關回國之後聲名大起,劉青擔心他們奪了“主流”風頭,便處處作梗,不許他們上講台。劉青對其他許多知名民運人士向來是“寸席必爭,寸金必奪,寸怨必報”。他為魏京生、劉念春打知名度,實際上衹是為了拔高自己而已。

  劉青辭職,但問題並沒解決

  經過一年多海內外各界的質疑和聲討,2006年1月8日,59歲的“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宣佈退休,以此方式“體面”地離職。然而,該組織存在的一些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華裔瑞典作家茉莉女士,曾經在1989年入獄,獲釋後離開大陸,一直做“人權義工”,她是“中國人權”的支持者,也是了解内幕的知情人;2002年,她曾經向“中國人權”提出罷免劉青的動議。劉青宣佈退休後,茉莉女士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披露了後來的事態進展和更深的內幕(該文詳見本書附錄三)。

  茉莉女士在文章中首先回顧了“中國人權”創立、發展的基本情況,指出“人權組織本來不應該有強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劉青把這個人權組織作為他的政治資本”。

  在這篇文章中,茉莉女士尖銳地指出“中國人權”出現嚴重問題的幾個原因,列舉如下:

  1、“中國人權”不是會員制團體,因此缺乏自下而上的內部監督。而且,這是一個在美國創建的流亡組織,因此也缺少一定的外部監督。理事會本來有監督的責任,但他們也未能盡責。

  2、“中國人權”早期的創建者們,憑著理想和熱情行事,忽視了制度建設,搞“人治”而不搞法治,為後來諸多問題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3,1998年之前,這個組織是中國人主導;1998年之後,由美國人主導,但他們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一味擺闊,但對於國內的人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困苦的狀況不聞不問,也不理睬外界對他們的批評和質疑。

  在分析了上述原因之後,茉莉女士得出這樣結論,即:這個事件對本來就舉步維艱的中國人權事業,是一個很慘重的打擊;人權組織也這樣不可信賴,像原來名聲這麼好的“中國人權”組織也這樣變質,令人感到絕望。據此,茉莉女士希望“人們更深刻、更真切地認識人性的弱點,認識到健全民主監督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縱觀茉莉女士的這篇文章,應當承認,茉莉女士的認識是清醒、理智的。她指出,劉青的下臺看起來好像是輿論批評監督的一個結果,但是,“中國人權”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因爲隨著改革派理事們的辭職,那裏留下的大都是劉青利益集團的成員,要讓這個組織改革非常不容易。

  正如茉莉女士所說的那樣,現在“中國人權”存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劉青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組織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已經病入膏肓,無可藥救。這對於舉步維艱的海外民運來説,不啻是又一次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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