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的處境似乎並沒有讓魏京生感到煩惱，也似乎並沒有促使他對自己進行反省。他仍然試圖說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話來引起周圍人們的注意，同時安慰自己。比如，他曾說，當中共政權崩潰、他當選總統時，歷史將証明他是對的。而他講話的結束語通常是：“大多數人不同意我，但最終他們將發現我是對的。我的主張是在監獄中的漫長歲月中思考出來的，永遠不會改變。”
返美遇阻，巴黎豔遇曝光
前幾年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魏京生從法國返美，在巴黎機場被法國警方禁止登機，這也使魏京生在巴黎密會情婦的艷遇被媒體曝光。當時，魏京生將此事件廣泛告知媒體，並聲言要讓巴黎警署“得到教訓”，要親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職時的狼狽相。實際上，魏京生是想利用炒作這一事件來挽救自己日漸寥落的“知名度”。他抱怨此次歐洲之行處處未獲恰當的禮遇，尤其在波蘭的人權會議上，竟然沒有記者采訪他。
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對魏京生的入境請求，也拖延了兩星期之久才予以認可。因此，魏京生對媒體抱怨，他在美國是“寄人籬下”。對此，華盛頓的官員解釋說，國務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種証件；而這種說法等於明說魏京生不在國務院的“特別關注”之列，這令魏京生又生氣而難堪。魏京生在向台灣中央社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時說，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為華盛頓有人一直不喜歡他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他並發誓說“一定要追究清楚”。
據知情人透露，由於魏京生這次向移民局申請臨時“回美証”的理由是前往波蘭參加人權會議，所以按規定他衹能從波蘭徑直登機返回美國，不得轉去第三國。然而魏京生卻非要轉赴巴黎，與他的老相好、法國女人瑪麗相會。所以，他在巴黎機場那裏碰了壁。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之前魏京生也曾經常借著赴歐洲開會之名轉去巴黎幽會瑪麗。前些年，魏京生向基金會要求增撥專款，以供他前往法國參加抗議當時大陸領導人江澤民訪歐的示威活動開支。然而，魏京生拿到錢後，提前一個月飛赴巴黎，就住在瑪麗的私宅，一連三周未與當地民運組織聯系。近年來，魏在歐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過美國，而每次去歐洲，必赴巴黎。
這個年過五十、會講一口中國話的法國女人瑪麗，是魏京生的老相識。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見到魏京生，那時她是法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祕書白天祥的夫人，而魏京生則是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如今的瑪麗已是白天祥的棄婦，替代她的是一個名叫李爽的華人女畫家。往昔她同外交官的浪漫愛情，連同她臉頰上的青春紅暈一起，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自從重逢故人魏京生，瑪麗仿佛突然間又回到了遙遠的戀愛年代。魏京生的妹妹魏玲也證實，有時瑪麗會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氣，在電話裏命令魏京生從某次會議中途退出，而理由僅僅是為了要魏京生陪她去買一雙高跟鞋，或者去看一部電影。
“因出賣情報獲刑”被證實
當年魏京生以兩項罪名獲刑，一是“洩露國家機密罪”，一是“反革命煽動罪”。對其前一項罪名，曾有西方輿論為之喊冤，認爲這是大陸警方的無端陷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的當事人、當時法國駐華大使館三祕白天祥向媒體公開了事情的真相，證明魏京生的確是洩露了國家機密。
那時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前去拍照、采訪。在這種場合裏，好出風頭的魏京生向來不甘示弱，他一邊張貼大字報，一邊穿著軍裝讓記者照相。據説，這套軍裝是他從軍隊退伍時留下的，此後一直穿在身上去動物園上班，以示自己與其他青工的“身份有別”。
魏京生的法國情婦瑪麗曾經拍下幾張當時魏京生身穿軍裝、頭戴軍帽的照片，並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冊裏，還有一張魏京生穿著軍裝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受審的照片，這是由魏京生的家人送到她手裏的。“西單民主牆”受整肅後，魏京生被大陸警方拘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獲刑十五年。當時魏家請求瑪麗無論如何設法呼籲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並幫助魏的胞妹出國。瑪麗和白天祥夫婦將魏京生的大字報手稿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發表，使魏京生的名字從此出現在西方的報刊上，並因爲他的獲刑而聲名大噪，搖身一變為“民主英雄”。
那麽，魏京生究竟有沒有出賣大陸的國家機密呢？2006年10月，白天祥接受法國《費加羅報》專訪，對已獲自由的魏京生作出了客觀的評價。白天祥宣稱，他不同意魏京生當年遭到北京當局陷害的說法，因為在法庭出示的錄音帶裏，清楚地記錄了魏京生向外國記者出售有關中越戰爭的官方文件時的談話，而那些文件在當時尚被北京當局列為“機密”。魏京生的父親魏梓林當時在大陸解放軍後勤部任要職，手頭握有一批官方的“紅頭文件”，有些還印有“機密”字樣。魏京生每次將這類文件遞交給法國大使館時，當時的大使館三祕白天祥照例會支付他一筆酬金。
《費加羅報》引述這位前法國駐華外交官的話，來澄清以往鮮為人知的事實，其中包括魏京生並不光彩的一面。該報道稱，當年的魏京生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主鬥士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他一味熱衷于迎合西方口味來謾罵自己的國家，還將自己油印的小冊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價”向西方人士進行兜售。
為發財設立基金會
在獲准保外就醫並流亡美國之前，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魏京生的背景、為人和本性，西方媒體和人權組織之所以把魏京生捧為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很大成分是由於魏京生的“造反精神”、坐牢時間較長和“二進宮”的經歷，西方國家的政府也被媒體和人權組織的呼籲弄昏了頭，所以全力拿魏京生來作為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政治籌碼，致使魏京生名噪一時。隨之而來戴到他頭上的帽子也越來越大，從“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代表人物”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再到“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最後竟被說成“中國民主之父”。
魏京生利用這些不斷增值的政治名聲獲取巨大的私人利益，美元、馬克、法郎、港幣源源不斷地流入魏家。看到這些從天而降的金錢，魏京生終於領悟出一條致富發財的捷徑，而他的貪婪本性也逐步顯露出來。
魏京生第一次出獄時，曾經向香港的民運組織“支聯會”索取五百萬港幣，名曰幫助別人舉辦“隱含政治傾向”的畫展，而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其胞弟魏曉濤開設的生濤有限公司資金周轉上的困難。他到美國以後，為了獲取私利，又以“民主基金”、“聯席會議”等各種名義到處吸斂錢財，其中一次就向當時的台灣行政院索要二百萬美元。
為了保住這些來之不易的名利，增加自己的身價，魏京生確實動了不少腦筋，也顯示了一定的政治表演天賦。當年在獄中，為了刺激國外媒體對自己的注意力，魏京生和魏家常常製造有關他健康狀況的種種故事，謊稱其在獄中常常受到虐待，健康惡化，甚至說他身患絕癥、不久人世等等。但其第二次出獄時，人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身寬體胖、紅光滿面的魏京生。為了掩蓋“受到虐待和迫害”的謊言，魏京生竟然聳人聽聞地說，他的紅光滿面和身寬體胖是因為大陸的獄警每天在他的飯菜里加放激素。
1997年獲得保外就醫來到美國後，魏京生把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那些有權有勢的政客、富商的豪宅裏，為了獲得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為了滿足個人的政治需要，他迎合西方某些輿論的需求，不惜違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國際場合出賣國家，為台獨、藏獨、疆獨站臺打氣。
例如，在1999年紐約召開的民運聯席會議上，有記者問魏京生在新的一年裏有何計畫時，他表示，當前主要的任務有兩條，一是阻止中共對臺灣發動戰爭；二是阻止中共獲得美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之地位。當記者問他究竟有多大把握來阻止這些似乎與他的身份和活動能力極不相稱的事情時，魏京生毫不掩飾地說：“這要看經費情況而定。目前我最需要的是錢，等有錢了，什麼都好辦了”。
打壓異己的“民主之父”
民運人士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在互聯網上發文披露，魏京生為保住“民主之父”地位，擔心別人搶他的風頭，不惜排斥異己，毫不手軟地打壓其他民運領袖。當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在大陸獲刑入獄時，魏京生竟毫無根據地說“他們變節了”，聲稱徐王二人坐牢是假像，實際上是在大陸的專門療養院裏享受“部長級待遇”並接受培訓，再過一段時間便會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送往美國。在接受台灣記者的某次采訪時，他又公開說徐文立是中共特工，王有才系因“毆打警員而被捕”；還說“中國民主黨”是中共在民主人士中培養的特工成立的組織，目的是“為了搞錢”。
徐王二人在大陸獲刑入獄後，王希哲為了表達對徐王二人的支持，在美國進行了絕食抗議。此擧驚動了美國輿論，美國衆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也為此准備就“中國民主黨事件”舉行一次專門聽証會。這時，魏京生又開始在背後做手腳，先是要求聽証會的主辦者將會議改為“一般性人權聽証會”，以削弱中國民主黨的影響；同時，又再三要求主辦者取消王希哲等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備委員會代表的作證資格，要求衆議院只允許魏京生及其同黨發言，否則他們將拒絕參加聽證會。王希哲等人聞訊大怒，趕到現場大罵魏京生等人“欺世盜名”，雙方還發生了肢體接觸。當時，美國媒體對這一民運內鬥的場面，播出了足足五分鐘之久。這場鬧劇令魏京生無地自容，慌忙從國會山的邊門開溜。當時，他面對記者提問，唯一的回答是：“王希哲是中共特工”。
徐文立還發表文章披露，魏京生不遺餘力地對中國民主黨進行打壓。例如，他到處勸說中國民主黨成員退黨；唆使北京民運人士江棋生、任畹町等人反對中國民主黨的領導人徐文立；唆使安徽民運人士王洪學和河南民運人士王冰等人，擅自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並封魏京生為黨主席；在海外唆使施軍等人以所謂“中國民主黨北美支部”的名義，加入魏京生那個徒有虛名的所謂“聯席會議”，以挑起中國民主黨內部的火拼；在中國民主黨人士謝萬軍的逃亡過程中，他還向美國人士作證說，謝萬軍是“中共特工”，導致謝萬軍險些來不了美國。
王希哲等人還公開發文披露，魏京生和台灣某機構的“密切合作”關系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他周圍的工作人員不少是台灣間諜。台灣當局之所以非常欣賞魏京生，是因為魏具有“連我們這些反共老手都自愧不如”的反共立場、敢說敢做的反共本領，顯示了魏是有很高利用價值的一塊好材料，所以給予魏京生巨大的經費支持。魏京生當然也會投桃報李，他不會忘記台灣是棵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搖錢樹，所以“人權高於主權”、“台灣人民有自決權”、“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也就成了魏京生的口頭禪。
為了塑造好魏京生這個反共標誌，並通過魏京生來控制海外民運，陳水扁治下的台灣陸委會曾發出特別指示：“現階段在海外民運中衹支持魏京生，其他人士暫時壓一壓，以免聲音太雜”。於是，魏京生及其同黨先避開其他民運團體，開了一個名不符實的“聯席會議”，授予魏京生“主席”頭銜；會後即刻向媒體宣稱“魏京生整合了民運”。
其實，1999年12月在紐約召開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是由臺灣情治單位操控的，是專門為叫喊“山東也可以獨立”的魏京生再搭講臺，並企圖通過魏京生來操控整個民運。這個“聯席會議”對外聲稱代表“中國海外民運”，實際上排斥了與魏京生不和的絕大多數民運領袖。此舉激怒了整個民運界，當時即有十九個民運組織聯合召開了“中國民運團體圓桌會議”，並通過決議，同聲斥責魏京生及其“聯席會議”的騙局。
王希哲還公開發表文章，披露當時的台灣陸委會指示相關情治單位對魏京生多做投資，在各種媒體上吹捧魏京生，甚至出資推動魏京生作爲候選人參與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
嫉賢妒能的“民運王倫”
2000年，身居法國的民運人士岳武寫過一篇題爲《民運與水滸》的文章，文中將魏京生比作是梁山上的王倫，這引起民運界廣泛關注和討論。據說，魏京生看到後，破口大罵岳武是“流氓”。現在，從魏京生的種種言行來看，岳武當年的文章很有道理，可謂一針見血。
近年來，很多當年支持和追捧過魏京生的西方人士也漸漸領悟到，多年來他們塑造的不是什麼民主英雄，而是一個“怪胎”。海内外有關人士時下對魏京生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其一，魏京生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其言行完全是一個崇尚專制文化的獨斷專行者，他狹隘的心胸使之容不下其他的民運人士。
其二，魏京生不是一個願意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而鞠躬盡瘁的民主人士，而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沽名釣譽的庸人。
其三，魏京生是一個一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人，甚至不惜犧牲國家、民族、他人的利益。
由此看來，魏京生的確是地地道道的“梁山上的王倫”，一個沒有什麼本事、卻又嫉賢妒能、生怕山大王的寶座旁落，最終被憤怒的林沖一刀砍了的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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