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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二章 民運二王 (二)

June 15 2009 at 10: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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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來,像王丹一樣,王軍濤真正讀書的時間其實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學者那樣潛心鑽研學問。他與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於臺灣和美國之間,名義上是從事“民運串聯”活動,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臺灣等地的金主爭取“活動經費”。

  爲了獲得經費,王丹、王軍濤參與成立了各種名目的民運組織,如王丹與白夢等人組織的“天安門一代”;王丹與胡平、薛偉和于大海等組織《北京之春》雜誌;王丹、王軍濤、胡平、吳任華等組織的“憲政協進會”;王軍濤、郭岩華、陳破空等組織的“哥大中國論壇”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軍濤這對“老少配”拍檔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運二王”,以他們過往的資歷和現時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運龍頭老大的趨向。如果說已經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的柴玲和吾爾開希這些昔日的學生領袖,是匆匆划過夜空的民運彗星,那麽,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運第一綫的王丹、王軍濤,就是民運的恆星,雖然他們的光芒並不是那麽燦爛奪目,甚至有些骯髒,但這似乎不妨礙他們繼續發光。

  臺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雖然上述由“民運二王”發起建立的這些民運組織對外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但背後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臺灣情治單位的密件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曝光,揭發出臺灣情治單位多年來資助海外民運、從事大陸情報工作的內幕。該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臺灣情治單位扯上了關係。這要從一個叫做王炳章的人說起。

  王炳章,1948年生於瀋陽,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後來,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臺灣情報局(19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當時,臺灣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臺灣商談合作事宜。

  據被海外媒體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顯示,臺灣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活動。為此,臺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的主席,從此,臺灣情報局除了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臺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防止王炳章“脫軌”。

  隨著民運人士紛紛跑到國外,其內部對於海外民運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從一開始,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局長後,乾脆只簡單地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臺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

  臺灣的經費主要提供給民運組織的幾個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軍濤、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專案”外,以胡平為首的一批人被臺灣方面列入“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以王軍濤為首組織的“中國戰略研究所”,則被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國安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臺灣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

  臺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人士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幹”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幹”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幹”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物件”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臺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幹”,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幹”,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中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臺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臺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人士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臺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臺灣設立“專案”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2000年民進黨執政臺灣之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方向,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小,臺灣情治單位也停止了對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人士,如薛偉等人,還專門跑到臺灣,透過當時的臺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項,但無濟於事。後來,這些“斷奶民運”一齊訪問臺灣,並上書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才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有些民運還有利用價值,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人。

  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別人名義和護照回國,資助遼寧的工人運動被捕,獲刑五年。刑滿釋放回到美國後,因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內部資金分配不均,與原來的合夥人張偉囯等人翻臉為仇;還鬧上媒體,公開發表聲明,相互指責,導致該組織隨即解體。楊建利於是成立一個叫“公民力量”的組織,開始獨吞所有來自臺灣和美國的經費。

  陳水扁治下的臺灣國安局為王丹、王軍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當時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陳水扁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臺灣陳水扁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民運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以及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

  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年輕知識份子,以此來構築中國“反對黨”的雛形。王丹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臺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於王丹的這些主意被臺灣方面認為“有建設意義”,順利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訪臺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在這次會晤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陳水扁當局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名義,透過海基會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中共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臺幣的經費,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臺幣,交通費共10萬元,還有2.4萬元的座談會車馬費。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此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被臺灣斷奶的《北京之春》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臺,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仍在大陸活動的民運人士等。2002年4月,楊建利冒用護照回大陸被拘,王丹、王軍濤就成了臺灣情治單位重點合作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今首爾)交換情報資訊。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陳水扁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臺……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陳水扁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案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臺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臺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寧設在大陸的“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誌6萬美元。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因為近些年來民運內鬥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臺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為防範民運拿臺灣的錢卻失去控制,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後臺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臺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臺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臺灣情治單位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臺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

  從上述臺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可以看出,這個舉動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人士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臺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就要立即斷奶,絕不留情。

  以“二王”為代表的這些民運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其實他們要的只是經費,因爲只有經費纔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臺灣情治單位則是利用海外民運組織需要經費的迫切,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臺灣在大陸的“第五縱隊”,以民主的幌子推動台獨和顛覆大陸活動。彼此之間,其實不過是互為利用的關係,而這關係,實質上只僅僅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以“二王”為代表的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不啻于一顆爆破彈,令人吃驚,但仔細考量,其中也有必然的邏輯。詳情將在後面的章節中予以更多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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