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五章 劉青：以人權的名義作惡多端 （一）

第五章 劉青：以人權的名義作惡多端

　　“中國人權”的由盛轉衰

　　1989年，華裔中國科學家傅新元和學者李曉蓉在紐約創立了一個叫做“中國人權理事會”的民間組織。這是第一個由民間產生的中國海外人權組織。它宣稱，該組織創立的目的是“接續三十年代蔡元培、宋慶齡領導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事業”；它的自我定位是“一個在中國大陸推廣人權理念、進行人道救助的非政府組織”。這個組織在海外中國人的流亡組織中可以算作是一枝獨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掌管“中國人權”的機構——理事會，由理事和榮譽理事組成。在理事會的名單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些聲譽顯赫的重量級異見人士，包括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郭羅基、王丹等。但這個由著名人士組成的理事會，只是名義上掌管“中國人權”的領導者，有名無實，實際的操控權掌握在一個叫劉青的人手裏。

　　1992年，劉青加入“中國人權”，與上述理事會中聲名顯赫的民運大佬們相比，劉青當時只能算是一個無名小卒；他加入這個組織的本意，只是為了從創始人傅新元那裏得到一份全職全薪的工作。但不知爲何，傅新元旋即把該組織的主席一職讓給了劉青，由其具體負責“中國人權”的日常運作。

　　1998年，“中國人權”理事會設立了由中美雙方人士共同擔綱的“共同主席”職位。美方主席是美國商人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中方主席則是赫赫有名的方勵之。伯恩斯坦是一位成功的美國商人，他為這個組織找來很多活動經費。錢一多了，這個組織就出現“一切向錢看”的傾向。而作爲天體物理學家的中方主席方勵之，教學和科研工作都很忙，無暇顧及組織的具體工作，他所擔任的主席一職基本上算是虛銜，於是，他就被具體辦事的實際主席劉青和譚競嫦等人架空了。譚競嫦是伯恩斯坦重用的一個來自香港的美國女人，她與劉青之間互相需要、互相利用，逐步將原來一起創業的著名人士排擠出局。

　　與此同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臺灣情治單位，十分看重傅新元、劉青和蕭強等人搞的這個民運組織，並把它改造成一個變相的情報機構，每年給予重金支持。曾幾何時，海外民運組織隨著貪污腐敗和醜聞的不斷曝光，紛紛倒下。但“中國人權”作為“專業操作”的民運組織，卻由於“資金來源廣泛，內部運作穩定”，一時間似乎成了海外民運的最後堡壘。

　　2004年初，郭羅基等理事發現劉青有很多問題，包括違背人權理念和民主原則；賬目不清、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任人唯親；蠻不講理，欺負女性員工；工作瀆職、不負責任；利用職權，排斥異己；違背章程，貪權戀位等。據此，這些理事提出過數次改革議案，要求免去劉青的職務。

　　但這時，當年的無名小卒劉青已經羽翼豐滿，利用他掌握的“中國人權”的資源以及數額巨大的捐款，與譚競嫦等人結黨營私。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採取非常惡劣的手段管理這個組織，——方勵之在氣憤的時候，曾經稱他們“簡直是黑社會”。同時，他們玩弄一系列程序遊戲，否決了理事會的改革提案，從而使罷免劉青成爲不可能。由於多次改革要求失敗，這些理事們失去了對這個組織的信心，為了表示不同流合污，2005年他們選擇了公開辭職。當時，這個事件成為海外民運中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2005年，包括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于浩成、郭羅基、林牧、王丹、張偉國、叢蘇、鄭心元、王渝、黃默、蕭強、童屹、林培瑞等十幾位理事和榮譽理事在內的“中國人權理事會”，忽然集體辭職。這些理事在一份連署辭職聲明中指出，近幾年來，“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這些重量級的理事們宣佈集體辭職之後，隨即公佈了一份由多位知情人士合作的文件——《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這份報告象一柄尖刀，插進“中國人權”的黑盒子，撬開了主要負責人劉青等人的系列醜聞黑幕，並徹底打破了其作爲海外民運最後堡壘的神話。

　　《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一經公開，“劉青現象”立刻使人們震驚不已，因此受到廣泛關注。這份報告裏揭發的“十大弊端”，以及民運内部人士總結的“七大特徵”，對劉青的特權和這個組織見不得人的黑箱作業，作了非常精闢的描述，被稱為對這個組織黑幕“最為完整”的描述。但也有人指出，這份報告可能仍然只是“中國人權”和劉青本人存在問題的冰山一角，更大問題遠沒有揭露出來。

　　以下是《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的內容摘要，由於這份文件曾經公開發佈，因此，作爲本書引述的文獻内容，引於此處與讀者共饗之。

　　《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內容摘要

　　一、十大致命弊端葬送了“中國人權”公信力

　　（一）巨騙狂盜

　　每年以救濟國內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屬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萬美元經費，實際被劃歸“人道援助基金”項目的卻不到十萬元，而六四死難者家屬僅獲一萬餘元。王丹先生指出，“很多在國內的十分需要幫助的朋友都表示都沒有收到過‘中國人權’的捐款”。林牧先生聲明：自1999年以來，西安、杭州、重慶、大同等地請求“中國人權”援助的人士均未得到分文。獄中致殘的陳龍德先生和罹患癌症的蒲勇先生，他們出獄後連糊口度日的錢也沒有，而掌管“人道援助基金”的劉青，卻置之不理。焦柏固先生透露，被判刑的北京“網絡四君子”每人僅獲二百五十美元的捐款，而杜導斌先生遭受迫害，“中國人權”竟未給一分錢，為此郭羅基先生很生氣。林培瑞先生說：“北京的朋友告訴我，‘中國人權’的基金被稱為‘劉青的錢’，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國人權’的錢。”

　　（二） 蛻變有因

　　《中國人權2003年財務簡報》透露，“收入四百十六萬美元，開支七十四萬美元，資產七百六十九萬美元，負債三十四萬美元”。從財務簡報上看，可供查詢的開支僅七十四萬美元，簡直不可思議，其餘至少在三百四十二萬美元以上的那部分開支則被刻意隱瞞，很可能被用於與“中國人權”組織身份不符的用途。2003年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中國人權”的金額為三十五萬美元，衹占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萬美元來歷可疑，與台灣情報機關難脫幹係。2001年以後，“中國人權”每年的經費總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兩、三倍，但與此同時，內部分歧卻日益加劇。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傾向和要求的經費後，“中國人權”組織的性質發生蛻變，背離了具有普世價值、非政治化的人權理念，“人道援助”項目也形同虛設，被用來培植劉青的個人政治資本。

　　（三） 利益集團

　　每年近三百萬美元的經費預算，用於薪水和辦公室的費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餘又以“合作專案”、“工作合同”等形式，與其他組織的成員進行“利益分配”，從而形成利益集團。劉青的年薪高達八萬美元，而他卻詭辯說聽從了的別人的建議:“你若不給自己加薪，會影響下屬的薪資收入”。執行主任譚競嫦女士聲稱，他們的工資“在非政府組織中算是最低的”，而且，劉青當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長，因為在她認識的“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還在任。這位在“中國人權”屢次內部沖突中總是袒護劉青的譚競嫦女士與劉青有著利益關系，據韓佃礬先生透露，譚的兒子在一家與“中國人權”有合約關系的公司上班。譚競嫦女士玩弄程序上的陰謀，封殺了眾多理事罷免劉青的提案，導致“中國人權”組織分裂，十二位辭職的理事被迫向社會撕開“中國人權”黑幕。

　　（四） 台灣插手

　　“中國人權”組織建立初期，曾經聚集了一批願為人權事業無私奉獻的義工，他們多為知名學者。據蕭強先生回憶，“中國人權”在1991年底時才籌到三萬美元。但自1992年傅新元先生將主席一職讓位於賣身投靠台灣情報機關的劉青之後，台灣在美國的政治諜報網逐步控制了“中國人權”組織。台方以“熱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幫助“中國人權”從台灣及西方國家的某些機構籌集到大量資金，給人微言輕的劉青撐腰，為他取得獨斷專行的權力。公辦室花費大量租金和行政費用，是為了幫台灣“對外打交道”及刺探大陸情報，強調“專款專用”。劉青等人對於從大陸出來的知名民運人物，凡被認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殺；聽話順從的，則幫其獲得“安家費”、“津貼”、“獎學金”或“研究項目”，推薦發言和出書，被安排會見外國政要或訪台，在國際間“為台灣發聲”。

　　（五） 黑箱作業

　　“中國人權”的組織章程規定，理事會擁有一切權力，每三年換選主席。然而，劉青未經選舉卻佔據主席職位長達十三年，仍抗拒罷免，還要再設兩年的“過渡期”，並指定誰來繼位。在內部運作上，理事會的決定權和監督權被完全篡奪，主席對執委會隱瞞公務，而執委會又向理事會作隱瞞，還要不時追究“洩密”者的責任，儼然象一個間諜組織和保密機關。掌權者蠻橫霸道，任人唯親，清除異己。為了給貪污瀆職和監守自盜打開方便之門，劉青一人既管錢又管賬，旁人不得過問。方勵之等理事和榮譽理事不滿被架空和利用，相繼辭職而去。他們指出，“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六） 弄虛作假

　　童屹女士在查賬過程中發現，“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賬目不符，竟相差八萬美元。劉青後來雖補交了自己編的“收款人名單”來應付，但仍然少了四萬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劉青擅自利用“中國人權”的免稅賬戶，替某些人轉賬逃稅，使“中國人權”陷入嚴重的稅法問題。2004年“中國人權”的990稅表顯示薪資開銷總額為二十七萬五千五百四十美元，其中劉青為三萬五千美元（實際年薪八萬美元，少了四萬五千美元）未如實申報。2000年以後，“中國人權”租用辦公室的開銷從以前的三萬美元左右漲了兩倍，達到每年九萬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費的報表中，租用辦公室的開銷卻仍然維持在每年三萬美元左右。做假賬的人被告知，遭他們侵吞的錢大多來自一些不願公開身份的機構（包括“白手套”），這些機構寧可丟了錢，也不願因牽涉訴訟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血饅頭

　　通過結交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報、智庫等機構，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兩岸政策，是“中國人權”組織長期的著力點。它的另一項使命，則是配合美國國會抨擊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中國人權”手裏拿著一份中國政治犯的名單，並在適當的時候把“人權個案”擺在美、中兩國的外交紛爭之間，作為雙方討價還價時的籌碼。北京當局對異議人士捉捉放放，換取美國的政策讓步，少不了“中國人權”等機構合奏的一些雜音。為了不斷打出“人權牌”，“中國人權”需要不斷有人坐牢，然後進行輿論炒作。這種奇特的行業通常被稱為吃“人血饅頭（魯迅小說中的藥方）”。然而“中國人權”在選擇“個案”時，往往受到其派系利益的限制（比如，刻意渲染魏京生案、劉念春案，回避徐文立案、王炳章案），即使在反中國陣營內也無法形成共識，甚至經常挑起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