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连载十二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连载十二

第二编　　第二章第四节　　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以上四点乃是我们反共组织与行政技术上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设法补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补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决心能够坚定，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那我们虽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争取最後的胜利。现在我再对过去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加以检讨。

　　我们反共斗争的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那□呢？一般以为我们第[233]一个错误，是我们接受雅尔达的条件，而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因为雅尔达密约是损害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来作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我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与苏俄订约（注一），徒然给予苏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行为以条约的根据，构成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张本。但是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达密约而受其拘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达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谘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在日俄两面侵略之下，为国家独立自由与国际和平安全而奋斗。至此日本侵略主义者已告投降，我们为了结束东方的险恶局势，而要保全国家生存，不能不谋取二十年至叁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而望与苏俄和平相处的途径。这是当时我们订立这个条约的决心。我们亦预想到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如果他对这个条约破坏的时候，怎麽办？那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常会□ 所说的：「即令苏俄此後对我们中国继续其侵略政策，则这个条约亦可以作为国际上衡量苏俄侵华行为的尺度，和我们中国对俄交涉的根据。」所以这一着并不能遽然断定我们的政策为有重大的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当然，中共接受美国调停，只是利用其一纸停战协定，来运用其中立战术的阴谋，阻止我们政府的动员，束缚我们的军事行动，以致坐待[234]他匪军的袭击。（注二）我政府为什麽要接受美国调停，签订停战协定，来作茧自缚呢？但是我们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如不签订中俄条约，并接受美国调停，将使我们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时虽有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却没有力量单独对抗苏俄共产帝国主义，而阻止其侵入东北，策应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为了和平要仁至义尽，对待朋友要开诚布公；只要我们尽其在我，而在道义上无所愧怍，即不能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有重大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叁个错误，是我们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因为剿共作战，必须全国国民意志集中，而行宪时期，各省县市各职业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坚人士，由於选举上的竞争，而分化乃至对立，不仅影响各政党间的主张纷歧，矛盾百出，并且使我们本党的组织和纪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现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这个机会，在「民主」与「自由」的掩护之下，加紧其渗透、分化，散布失败主义，因此遂使剿共战事归於失败。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而在抗战之初，我们预定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开始之时。所以对日抗战军事一经结束，我政府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行宪政。在当时，倘如我们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麽我们对於这种失败，是决无遗憾亦不後悔的。到今天，事势的演进，更说[235]明了我们民主宪政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我们确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主义，□是我们击败共产极权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这部民主宪法，与苏俄帝国铁幕统制相对照，□能暴露共匪对人民施行恐怖和残杀的罪行，而注定其最後必归失败的命运。故在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对於剿共军事虽有若干不利的影响，但亦并非是我们什麽重大错误。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以上叁点是剿共失败的重大因素，那麽我们在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又在那□呢？我以为下列四点乃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叁七至一叁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七叁至一七五页；　　　　　　　　　　　　　第二十六节，第一九一页。

　　　　（甲）对俄复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後，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的北进，就希望中国对他复交。我政府对此极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宣布中俄复交。（注一）此後的事实，可以证明下列四点：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这五年中间，中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其与日本接近，最显明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侵犯我中华民国在东北的主权。（注二）[236]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後，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注叁）并订立了易货协定。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而他对我国输入的武器都没有预备零件，且不能适时应用，并於民国叁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叁）叁十年四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注四）鼓励日本的侵略，同时违反「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中俄互不侵犯协定」，事实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经丧失其根据。

　　（四）中俄复交之後，苏俄派驻中国的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贸易机构，就是他部署其间谍组织，和指挥中共匪徒，颠覆我国家的机关。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为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苏俄驻迪化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注五）

　　由此可见我们对俄复交，对於我们抗战，不独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抗战前後十四年的经历，可以说明当时一般人以为「只有联俄□能抗日」的见解，完全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八节，第六八至七一页。

[237]（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八节，第六八至七一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九节，第七一至七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八节，第九六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乙）收编共军

　　民国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对俄复交，到了二十叁年剿匪胜利之後，亦即着手於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注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之後，更进而收编共军。（注二）这一政策固然是我们受了日本军阀侵华战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战的时期，反得袭击我抗日部队，扩张其武装暴力，到了我们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更传播失败主义，企图与日军夹击我後方，而颠覆我政府。（注叁）

　　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收编共军，并容许共党与其他政党以同等地位来参加抗战，对於我们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证明，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谓「抗日不反共」的论调，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卫「人民阵线」虚伪宣传的流毒。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238]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节，第七二至七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十二节，第八叁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

　　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而叁十四年至叁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东北的计画，最後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注）更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239]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画。

　　然而我们决策之後，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後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四四至一四六页。

　　　　（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叁十五年一月，停战协定签订了，而政治协商会议也开会了。这中间，中美双方坚持一个正确的方针，就是东北问题不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而「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不受停战协定的影响」。（注一）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东北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东北领土的主权，而莫斯科也承认东北没有共军，因此不应受停战协定的影响。

　　二、我政府为了接收东北主权而对苏俄交涉，乃是根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这是国际外交问题而不是国内政治问题，因此不应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

　　但是，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与其外卫之民主同盟，要把东[240]北接收主权问题转变为国共问题，而进行军事调处，而且主张其由「美苏调停」；同时要把东北的国际问题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而进行政治协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非法行动和非法的事实。所以中共为了苏俄对东北问题的阴谋策略，乃在热察冀鲁各地以及苏北，发动其全面攻击，（注二）致令叁人小组不得不继续与其商谈东北的军事调处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终拒绝政治协商会议或其综合小组讨论这个东北问题。

　　所以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政府认为接收东北，已非中俄两国双方所能解决，更不能作为国内政治问题，而中共硬要将其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中共利用关内的武装叛乱来迫使政府对东北问题的让步，而政府也只有决心阻止他这一企图的实现。当时政府如其对外关系不太过顾虑，以致处处陷於被动，而能积极的集中力量，执行叁十五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对於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後胜利的。至於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於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241]（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一五八至一五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一七叁至一七五页。

2-2-5.第二编　　第二章第五节　　共匪在中国反共斗争中所以致胜最重要的一个魔术□□　　　　　　　　　　　　　　　　　　反战运动与暴力决战

　　共党与我们叁十年斗争中所施展的各种政治战术，我将在补编中另行叙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战中所使用的最後一着，就是他一面以反战的口号阻止敌人的攻击，而一面准备其武装以展开他自己的攻势，实行准备决战。分别说明如左：

　　　　（甲）失败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施展

　　列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已提出「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说：「政府军队的失败，可以削弱政府，并使反抗统治阶级的内战较为容易。」（注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军事失败主义，乃击败了其临时政府，而建立他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零年各国共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其第四条规定各国共党必须「在其本国军队中，坚决而有系统的进行其宣传与煽动，并在其每一军事机构中，组成共产党团」。於是施展失败主义，乃成为各国共党的[242]重要政治战术。中共在我们国内所施展的失败主义，最显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这失败主义来制造变乱，最早是民国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间，季山嘉与中共宣传北伐必败的谬论，随即演成中山舰事变。（注二）

　　二、民国叁十叁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粤汉路，深入我西南的後方。中共此时一方面宣传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已经失败，必将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图乘机突破我国民革命军的封锁，向西北打通他与苏俄的交通路线，并从我大後方与日军来夹击国民政府。（注叁）

　　叁、抗战结束以後，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一面与我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商谈，同时对我国民革命军到处肆行袭击；而一面在我国民革命军的後方，散布失败主义和制造厌战心理，使一般社会中间乃至政府□面，流行一种论调，以为戡乱军事没有胜利的可能，只有和谈□是一条出路。（注四）

　　民国十五年，我们制止了中山舰的变乱，誓师北伐，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叁十叁至叁十四年，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奋战到底，卒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都没有被他失败主义的战术所击败。但是到了[243]叁十七年至叁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败主义的反战运动，竟瓦解了我们的士气，颠覆了我们的政府，其影响所及，徐蚌战役以後，除了登步岛之战与金门之战以外，几乎没有坚强的战斗，而大陆各省就相继沦入了俄共的铁幕。

　　当时中共匪党及其外卫团体，最显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中，都保持着他的阵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迹。但是他的这些外卫组织变相的渗透工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态深入於政府内部与民意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之中，甚至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宗教团体，和秘密结社的哥老会之流，而且曾对共党斗争、对匪军作战的军人，还有一些以奔走国共之间为其政治资本的政客，都被他渗透包围，而直接或间接的全为共匪所操纵利用。一般人以为落伍的军阀官僚、投机的商人掮客，总不会是共党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党要想颠覆国家、扰乱社会的时候，对於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後的废物，更是无孔不入的来利用他们，为共匪明目张胆，奔走呼号，以其所谓反征兵、反徵粮、反动员、反内战等口号，动摇社会的基础，瓦解士气和民心。我们政府虽明知其为匪作伥，但在民主法治制度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卫之「自由」与「人权」的烟幕之下，只有听任一般宗教团体、秘密社会、叁教九流．黑团体、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机商人，受其煽诱和操纵，而成为共匪反对政府的後备军。这亦就是如本[244]编第叁章所引述的列宁所谓对其敌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供他利用，以达到他作战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利用一切中立主义和失败主义，使其很迅速很广泛的传播社会□，散布於政府和军队之中，来挑拨离间，造谣生事，也就是这样在社会与政府中间发生了矛盾和离心的作用。於是我国民政府正在必须动员的时候，无法实施动员；而我国军正在最後决战的关头，亦不能集中力量与共匪作最後的决战，而遭受这样悲惨的挫败。

　　　　（乙）暴力决战的准备

　　无论是苏俄对自由世界，乃至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对其政府，不仅准备暴力，并且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所以苏俄集体的内部，固然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也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直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後胜败决定以前，恐怖战争的状态必将继续下去。」（注五）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中国与共匪相持叁十年的经历，指出了一个事实，共匪真是使用暴力来作战的时候，他胜败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们的手上，而并不是完全取决於他的。唯有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下，自陷於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245]平，这□是百分之百的失败。这个事例，在我国最明显的确证就是：

　　一、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叁年，共党发展至八个游击区，蔓延至七个以上的省区，拥有武装部队号称五十万人。而我们国民政府对他五次围剿的结果，最後终能得到全面的胜利。（注六）

　　二、到了民国叁十四年，抗战军事初告结束，当时匪军非法盘据的地区不过七十县，即在受降时期，他一时发展，也不过二百县。如果共匪以暴力对我国民革命军作战，他的结果必定是与民国二十叁年时在赣南一样的命运，被我国军消灭，毫无疑问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对我们国家的颠覆工作，最後虽施用其武装暴力来决战，但是他制胜的因素，并不是在於军事，乃是共党最後决战的规律，就是他对於「从量变到质变」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之运用。他在全面叛乱期间，其军事上所发生的效用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其国际宣传与情报活动的力量之大，实在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馀百分之叁十，就是他在我们国内所运用的统一战线与中立战术，以及散布失败主义的宣传。而他全面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运用其接触、渗透、宣传、情报、组织等诈术，复以其假和平的「反内战」口号为掩护，而来准备其[246]最後的武装暴力。故其真正的军事武力战争，不过为其决战阶段最後使用的武器之一种而已。（注七）

（注一）列宁全集第八册一四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叁节，第叁九至四二页。

（注叁）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注五）列宁「新经济政策」，选集第九册二四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叁章，第四节，第六二至六四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有关和谈与调处各章；　　　　　　第一叁九页、第一四九至一五零页、第一六六页。

2-2-6.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第六节　　我们在反共斗争挫败中，建立了反攻复国最後胜利的基础

　　以上各点是我们过去反共斗争中，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以及共匪所以致胜的魔术，我们今日重加反省，乃是为今後反共抗俄战争，提供革命的教训。然而我们在此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我们与俄共相处的时期，我们政府和我自己尽管在反共抗俄战争中，曾经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在反共斗争的基本政策上，[247]乃是有其坚定的立场和强固的决心。所以我们在这叁十年之中，关於立国的几个原则，始终一贯的没有动摇，亦没有受到他俄共的损伤，而且已在这长期间迂回曲折的过程中，建立了最後反共复国，克敌制胜的基础。

　　第一、在俄共对我们叁度「和平共存」的过程中，俄共的侵华工具中共党徒，自知其共产主义不适合於中国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要求，其先後一贯的阴谋，是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发展其阶级斗争，篡窃我中国六十年来革命历史所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的名义，隐蔽其苏俄傀儡政权，企图其把我们的叁民主义，脱胎换骨，来实行其共产主义，对我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偷天换日，来建立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组织，最後乃转变我们独立自由的国家为苏俄帝国的附佣。但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始终坚持叁民主义救国建国的最高指导方针，保卫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严守国民革命为中国求独立争自由的立场，虽屡次为国际共产党所不断的围攻和袭击，并被中共匪徒长期间的渗透和倾陷，而终竟突破其重重阴谋，不为其任何政治攻势与和平诈术所动摇，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来证明他自己是苏俄共产帝国附佣之一员，以暴露其出卖中华民国的汉奸伪组织的滔天罪恶。

[248]　　第二、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虽在最後阶段中，招致了大陆上悲惨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终拒绝苏俄的调停，决计不在其所谓调停之下，而与其侵略工具的中共签一个字。而且再叁拒绝其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亦决不在其各种威迫利诱之下，来换取一时的苟安。如此坚持到底，以维护我国家的人格，与民族的尊严。因此我们保持了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继续为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来奋斗。

　　第叁、　国父手订建国大纲，确定叁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其民权主义建设的程序，就是革命战事结束，统一告成之後，首先普遍推行全国地方自治，然後由各县市各地区选民所选出的代表，举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後，我们国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进行政治建设。後来国民大会虽因抗日战争发生而暂告延期，而政府当时仍对全国人民宣布其预定抗日胜利之日，就是宪政实施之时的约言。但在抗战结束之後，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全力阻挠国民大会的举行，惟恐民主宪政的实施，其目的即在组织联合政府，并在其共党操纵之下，转变为「民主专政」的「人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依照建国大纲中所确定的建国方针，坚决执行，自然不顾共党反对国民大会的阴谋，亦不受共党武装叛乱的威胁，而毅然决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普选，成立民选 [249]政府，以贯彻　国父实施民主宪政的国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们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及其在台湾所实施的地方自治，恰与大陆上共匪所谓「民主专政」的极权暴政，成为鲜明的对照，而我们反共抗暴必胜，和复国建国必成的基础，也就在这□奠定了。

　　第四、我们在民国叁十七年冬，剿匪戡乱战争逆转之时，遭受到内外夹击，四面包围，完全陷於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中，乃决定宁可放弃整个大陆，而不能不保持台湾一片乾净土，以为反攻复国的最後根据地的国策。至今七年，我们仍在自己国土之上，屹立不摇，集结海内外爱国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下，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与复国建国事业，始终不渝的来进行反共抗俄战争，使俄共所预定的如期灭绝我中华民国，达成其统治大陆，独霸欧亚之野心，为之彻底粉碎。

　　第五、我们在反共斗争中，以诚制伪，以拙制巧，虽曾遭受其重大牺牲，但我们并不因之气馁，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恶，公义自能战胜强权。因为我们与俄共叁十年的经历中，凡是他们背约失信，甚至违反了盟约，毁弃了协定，而强占我国土，伤害我主权，扶植其傀儡，颠覆我政府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始终是遵守条约，履行义务，不愿违反在协定中任何一个条款。就是到了最後我们在联合国控诉苏俄违约的事证，以及声明废除中俄协定时，亦是依据法理，来采取[250]行动的。所以我们与俄共在叁十年之中，一切行动程序，都是以法律与道义为根据，无论任何处所，绝不给他可以指摘我们为不合法或违约的行为，来作他侵略我们中国的口实。这是我们在法理与道义上的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後必能制胜强权的侵略，乃是绝无疑义的。

　　第六、我们对俄共曾经叁度和平共存，而始终不屑采取中立主义。最显明的事实，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後，共党的外卫团体，以中立的姿态，发起抗日联俄运动，企图迫使我政府跟随着莫斯科的路线来前进。当时我政府决心排斥他这个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促成国际的合作，为国家生存与世界和平来抗日作战。到了叁十五年抗战结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绝史达林的建议，排斥其中立战术，保持国际正义，维护国家独立与自由的立场。这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一贯的精神。

　　第七、我们始终认定中国的自由平等，乃是亚洲民族自由平等的先驱，并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关键。所以我们过去对日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都是为了国家的自由平等，也都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我们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不对任何其他国家转嫁其战争的灾祸。我们本於中国「尽其在我」的古训，宁可首先当强权侵略之冲[251]，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奋斗到底。尽管苏俄及其国际第五纵队，对我们盟友之间，极尽其狡狯阴险挑拨离间之能事，尽管国际舆论对我们的不谅解，而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无论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与国际逆流之中，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前哨，为反抗侵略强权，维护国际正义的一个忠实的斗士。

　　这就是我们反共抗俄的立场和信心，足以保证民族独立与自由战争的最後胜利。

　　至於当时内政上的财政、军事、经济、工商、教育、司法、社会等各方面很多缺点，自然也是反共斗争失败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失败的主因。如果我们在反共组织和技术上没有重大缺点，在政策和战略上没有什麽错误，尤其反共斗争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动摇，那我们这些行政上的缺点，还是随时可以改正补充，根本上并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长期战争之後，政治社会上发生各种缺点，不仅是我国如此，即在其他任何国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行政上的缺点，并不是反共斗争上的致命伤。但是我们今日在各种行政技术上应该改进的事项，在我们的组织与宣传上应该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以及在我们思想与精神上尤其是心理上应该改造的处所，实在还是太多了。特别是对匪的认识与警觉上，应该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而对於国民革命的时代精神，就是叁民主义的建国精神，更应加以恢 [252]复重建，使之强固不拔。惟有如此，国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战争，方能恢复战力，再造河山，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而获得彻底的成功。

[253]2-3-1.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第叁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第一节　　战争目标与战争型态

　　我们首先检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战争目标，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规模及其努力的大小，乃决定於战争的目标，即战争之政治目的。克氏以为在战争的相互作用来说，双方所用的力量，作战的规模，以及其所追求的战果，应该是猛烈无比的竞争，没有界限的。但在现实战争中，由於政治目的之不同，而战争亦即有各种范围和程度。有些战争不过是对敌人的威胁或示威，而促使其谈判。有些战争不过是要占领敌人的一部分领土，而迫使其接受某种条件。这种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反之，如果战争具有强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占领敌人全部领土，或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则其战争即可呈现绝对战争或无限战争的状态。（注）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轴心国作战的政治目的，在瓜分世界，而其战争即为绝对性的无限战争。同盟国的战争目标，是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而其战争亦为一种无限战争。

[254] 　　但在同盟国之中，民主国家与苏俄虽并肩作战，而其战争目标，却各有不同。当时盟军最高统帅美国故罗斯福总统所抱的战争目标，乃是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而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方案。我中华民国政府竭力赞助这个方案，而且是联合国组织草案的起草国之一，也是联合国组织发起国之一。直至今日，我中华民国始终是基於正义的原则而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但是苏俄的战争目标，却是一个无限战争的现实性的计画。他对西方，要分裂德国，并吞东欧；对东方要毁灭日本，来打开他东侵太平洋的窗户，并且并吞中国，来实现其从北平经加尔各答，向欧洲迂回的野心。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达会议，都是他为了战後的世界战略而奋斗的外交战场。不料在这外交战场上，同盟国的战後理想方案，乃为苏俄的战後扩张侵略计画所击败。

　　一九四五年四月和八月，德国与日本皆无条件的相继投降，一般同盟国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胜利了，民主国家的无限战争也就结束了。但是，同盟国的胜利， □是军事的胜利，而同盟国的战争目标，却被苏俄雅尔达密约所毁灭，致使这一军事的胜利，同时就是政治的失败。而第二次大战也就没有真正结束。民主国家的原子武器虽然[255]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却没有挽救其政治的失败，更不能阻止苏俄的侵略野心。於是苏俄在大战中所制造的逆流，到了战後，乃就发展为其对自由世界的无限战争，而长期的延续下去。

　　纳粹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两者同在第一次大战末期以後发展，亦同为极权侵略主义，同为民主政治的仇敌。纳粹主义者的战争思想就是对其国内组成极权政府，来对世界进行其总体战。他对敌国施展其闪击战以前，亦要先用神经战使其敌人陷入心理矛盾，政策动摇的状态。他对敌国进行其武力战之时，更要指使其第五纵队，制造其奎士林式的傀儡政权，且大肆宣传其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是这样做，近卫和东条对亚洲也是这样做。他们这一战法是与俄共相同的。但是俄共与纳粹主义政治作战的战术，却有其大不相同的处所。第一、纳粹主义采取民族斗争的方式，反之，俄共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纳粹主义的民族优越感，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制与征服；反之，俄共的大斯拉夫主义，则标榜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於是俄共乃以控制世界各国共产党为工具，来统治整个世界。第二、纳粹主义直接攻击民主政治，而煽动民主国家之内的反民主的运动，来破坏民主国家的组织。反之，俄共则在民主国家之内，利用「民主与自由」，使民主政治陷於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第叁、纳粹主义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侵入敌国。反之，俄共并[256]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而指使其第五纵队，煽动敌国内部的阶级战争，或挑起民主集团内的利害冲突，相互斗争，特别煽动其东方民族对西方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使其替俄共间接作战。俄共的侵略战争有了这叁个特点，所以民主集团如以其对抗轴心国坐待错误的心理来对抗共产集团自铸错误，那必将招致不能自拔的错误。

　　过去轴心国的侵略无止境，今日俄共的侵略更是无止境的。但是过去轴心国以其军队直接作战，而侵犯民主国家所不能放弃的盟邦，或袭击民主国家的领土，民主国家乃起而应战。於是希特勒终於陷於两面作战的困境，而招致最後的失败。今日俄共决不愿重蹈纳粹主义的覆辙。他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侵入敌国或其敌国的任何盟邦，而采用其迂回战略与间接作战，就是一面利用其政治战术与和平攻势来麻醉其敌国，而一面又利用中立主义，来瓦解自由世界反侵略的盟约，同时指使其第五纵队即各国共产党，在中立主义国家及其敌国和他的与国之内，制造其「和平转变」。所以俄共决不像纳粹那样，先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袭击其敌国或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土，而是施展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从其外部来孤立他，从其内部来瘫痪他，到了最後俄共使用其本国军队，对民主国家实行奇袭之时，这个国家已经在政治与心理战场上完全失败，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某一种武[257]器所能挽回的了。所以民主集团等待俄共的军事袭击，再施行报复，是与其等待共产集团的内部自动崩溃，来求取和平，一样不能阻止俄共的侵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我在本章中，要对共产集团无限战争的特点，以及民主集团应该采取的对策，加以研讨。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一五叁至一五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