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连载七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连载七

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叁个时期（民国叁十四年至叁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与支持之下，在中国抗日最艰苦的阶段，乘日军深入我後方之际，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为我政府与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战精神始终坚定，不受共匪的煽动，不为国际阴谋所乘，卒能达到最後胜利的目的；又因抗战胜利提早到来，日军专诚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达成其藉抗战来夺取政权的目的。於是俄共和中共重弹「和平共存」的旧调，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最後乃揭破其狰狞的面目，撕毁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条约和各种协议。叁十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叁度和平，叁度决裂，最後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1-4-2.第一篇　　　第四章第二节　　　国府受降

[130] 　　民国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盟国，声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叁国政府领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後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盟国，请瑞士转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实施投降条款，最後并声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势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为之维系，得免於混乱与破坏。

　　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的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我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处理全部日军投降事宜。总计日军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叁千二百人。

　　我在这□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盟军总部将我们中华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军，划归苏俄受降。事实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声明请降，苏俄直至八月八日□宣布自九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俄军队是[131]在日军投降以前叁天之内□进入我东北和热河察哈尔。这一事实乃成为第二次大战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之新起点。

1-4-3.第一篇　　　第四章第叁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日本宣布投降後，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其颁发第十八集团军的电令并详明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但是共匪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亦於八月十日，发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军全面暴动。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军动向是这样的：

　　一、「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１）吕正操部由　　　　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２）张学诗部由河北　　　　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３）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　　　　地，向辽宁进发；（４）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现地，向辽宁　　　　吉林进发；（５）韩共军随同进入东北；

[132]　　二、「为配合外蒙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１）贺　　　　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２）聂荣□部由察哈尔热河现　　　　地向北行动；

　　叁、山西全省的共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进据同浦路沿线及汾河　　　　流域」；

　　四、为占据及破坏全国「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　　　　、平汉路、同浦路、沧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　　　　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　　　　、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军队，　　　　统应积极举行进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定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　　　　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　　　　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　　　　降，收缴其武器资材」；

　　叁、「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　　　　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後的工作」；

[133]　　四、「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　　　　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　　　　，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　　　　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　　　　治经济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1-4-4.第一篇　　　第四章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我们中国百年来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民生贫困，国力衰弱。中国国民党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北伐统一之後，致力於建设事业，但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终竟不能不奋起抗战。在这抗战八年之中，徵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叁百二十万人，支出军费计法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叁亿元，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不计算在内。所[134]以抗战既经结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复员，国家所需要的是建设。尤其是日本侵略主义已告失败，我中华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只要我们国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必可成功，所以抗战胜利之日，我们政府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根据这方针，来决定对外和对内政策。

　　我们对外政策是为求国家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虽对国家权益有所让步亦所不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国父孙先生说道：「为万国互助者，当能有成；为个人或一民族私利者，自当消灭於无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也抱定这同一信念。下列几项原则就是基於这一信念而来的。

　　一、我们是联合国起草国之一，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　　　　我们应以维护正义的立场，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二、我们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应以宽大政策，为促成对日和约　　　　而努力；

　　叁、我们应力谋与苏俄和平共存之道。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主　　　　义消灭之後，对亚洲的唯一侵略强权是苏俄，我中华民国唯　　　　一的外患在苏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亚洲安全与世　　　　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135]　　四、我们对於韩国，依照开罗会议宣言，努力助成其独立与统一　　　　，以保障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五、我们对於泰国，希望其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　　　　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六、我们中华民国两度派兵入缅甸作战，但为尊重盟邦主权，恪　　　　守国际信义，我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　　　　回本国；

　　七、我们中华民国依同盟国的协定，派遣军队入越南接受北纬十　　　　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投降。但是我们对越南没有领土和其他　　　　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独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　　　　序安定以後，所有国军全部撤回本国；

　　八、我们中华民国对於划入中国战场之香港，不愿借招降的机会　　　　，忽视国际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们对内政策，是以建设现代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下列几个原则必须在这□特为叙述；

　　一、我们要完成民主宪政。在抗战期间，我们预定於叁十四年十[136]　　　　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这一决定为中共及其　　　　外卫之民主同盟所阻挠而中止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之後，我　　　　们政府决定叁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　　　　始宪政；

　　二、我们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要把全国军队化为国家的军队，　　　　不许再有私人军队和一党的军队。党派的政见应该遵循民主　　　　宪政常轨，取决於议场，不能再以武力作政争；

　　叁、我们要以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发展生产事业，提高人民生　　　　活水准。尤其要把东北的资源，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提供　　　　於世界，以贡献於人类的福祉。

　　我在九月叁日（胜利日）曾以如下的语句，申明和平建国的方针如下：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　　年来日本侵略主义所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永久　　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邻安定之中，收拾战局，　　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　　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抗战期间的牺牲真正有其代价，更　　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

[137]　　　　「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後的努力　　，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　　成建国的工作，实行　国父的叁民主义，□能同臻於国力充沛，　　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　　在这个最大最後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和对内的设施，即依上述方针进行。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也就集中力量来破坏国民政府这个和平建设的方针。

1-4-5.第一篇　　　第四章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苏叁国在雅尔达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约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於中苏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叁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方案是沿袭民国十叁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两大根据，寻求战後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准备[138]着莫斯科一笔抹煞这两个协定，而完全恢复一九零四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

　　但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仍然对於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叁、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於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　　　　口之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苏俄在这条约及其附件中对於中华民国所承诺的各款，则如左记：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　　　　，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叁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叁省之充　　　　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叁、「关於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关於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後，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史达[139]　　　　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苏俄军队当於叁星期之内开始　　　　撤退」。并谓「最多叁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现在我们就把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和史达林的诺言，作为苏俄外交与军事上的实际行动的尺度，来衡量此後事势的发展。

1-4-6.第一篇　　　第四章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国民政府与苏俄谈判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与中共商谈和平共存的途径。自日本宣布投降之後，我叁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大使亲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泽东飞抵重庆。

　　此後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内，举行了五次会谈，至十月十日发表「会谈记要」，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关於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１）「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　　　　　　　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　　　　　　　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40]　　　　　　　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叁民主义。　　　　　　　」

　　　　（２）「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　　　　　　　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於政治民主化问题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　　　　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

　　叁、关於国民大会问题

　　　　关於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　　　　问题，未获协议，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於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提出政府应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区实施计画，并重划　　　　军区，确定徵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画之下，中　　　　共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　　　　部队移至陇海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　　　　计画正在进行，对於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可以考虑，　　　　「为具体计画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叁人小组[141]　　　　进行之」。

　　五、关於受降问题

　　　　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　　　　加受降工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虑。

　　毛泽东离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发表演说，依中共机关报之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的记载，有如下语句：

　　　　「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　　是错的。」

　　　　「国共两党与各党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　　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叁民主义的方　　针下，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实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麽呢？此後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覆。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

1-4-7.第一编　　第四章第七节　　共匪阻绕受降

[142]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敝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个月，正是国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间。总计在十一个受降区内，受降的日军为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人，均依照盟军总部的规定，遣送回日。但是匪军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包围缴械的日军，将近叁万人，均扣不遣送。

　　共匪一方面阻挠国军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区积极扩大反美的宣传。

　　抗战结束以前，中美两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并肩作战。日本投降之後，美军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於美军与我军共同作战，以及协助我军受降，都是衷诚信任，热烈欢迎的。但是共匪横蛮指斥美军在天津、秦皇岛和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协助国军受降的活动，是「干涉中国内政」。

　　共匪的宣传者说：俄军从东北撤退，美军却在华北登陆，美军显[143]然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们这种宣传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响美国的舆论，压迫美国政府撤退其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队；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国军到华北受降，特别是阻止国军到东北接收主权。

　　共匪在这一大宣传运动的背後，做了一些什麽？他做的是：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共军破坏，总计　　　　数百次，其破坏最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汛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叁、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馀　　　　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　　　　迫「参军」；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　　　　为两百馀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　　　　的币制。

[144]1-4-8.第一编　　第四章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於中苏此次共同作战，苏俄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叁省後，苏俄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第二条及第五条规定如下：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若干人，在业已收　　　　　　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　　　　　　　　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　　　　　　　　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合作。」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　　　　　　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直至八月叁十日，赫尔利大使以美国驻俄大使哈立曼电文相告，史达林对哈立曼还是说：「迄至现在，红军并未与中共取得接触」，又说：「在东北之红军并未发现有任何共军游击队。」但在事实上苏俄军队乘日本投降的机会，进入我东北，收缴日军的武器，扣留日俘[145]。同时，对於我国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处处阻挠，并正式拒绝，而为中共匪部进入东北争取时间，并将其所收缴的日军百馀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予共军。

　　十月一日，苏俄大使彼得洛夫通知我方，谓苏俄政府决定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派员於十日以前，到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接防办法。我政府即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通知彼得洛夫，谓我方决定於十月十日自九龙船运部队往大连登陆，进入东北接防。五日，我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告，苏俄外交部表示：「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我军在大连登陆的计画因而中止实施。熊主任到长春後，於十叁日及十七日，两度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提出我军在葫芦岛与营口登陆的计画，马答以「并无意见」。但至二十七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竟遭岸上匪军射击，不能登陆，折回青岛。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转往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向山海关前进。

　　十一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芦岛已被共军占据，营口已有共军进入，他对於国军在营口登陆，不能负责。他又说俄军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他对於我方编组地方团队，及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绝同意。这时中共由山东海运北上的部队已进入安东。十一日竟有共军[146]进入我东北行营所在之长春市。同时渖阳亦有共军准备作战。

1-4-9.第一编　　第四章第九节　　苏俄盘据外蒙并侵占热察

　　前章说过，民国叁十年六月，苏俄对德作战，唐努乌梁海的傀儡组织亦即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於是唐努乌梁海也就并入苏俄的版图。（注）到了民国叁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将这一公式，应用於外蒙古。这年八月九日，苏俄对日宣战。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组织亦对日宣战。次年（叁十五年）二月十叁日，俄蒙重订新约，於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谓「独立」的名义下，并归苏俄的统治。

　　苏俄对日宣战之後，其军队随即侵入我东北。外蒙对日宣战之後，其军队亦即侵入我察哈尔。八月二十叁日，中共匪军在俄蒙军掩护之下，窜入张家口。俄共与中共乃即制造「内蒙自治」的运动。俄军更以外蒙傀儡组织的名义，向「内蒙」输送军火，并派遣其所谓「苏蒙军使节团」到张家口，对匪军予以训练和装备。叁十五年一月，竟在兴安之南的葛根庙，召开其所谓「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其所谓「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东西蒙的傀儡举行会议，将东蒙自治政府并入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企[147]图於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时期，亦举行其所谓「内蒙人民代表会议」，设立「内蒙自治区政府」。

　　叁十六年六月五日，苏俄的红星飞机掩护外蒙军队，从蒙古与新疆边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後叁十七年一月至四月，这一冲突，仍继续发生。我政府对苏俄政府屡提抗议，莫斯科反而栽诬我国国军侵入外蒙边境。

　　民国叁十四年八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仲界与保障，虽付出这样钜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後，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利，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於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感觉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注）本编第叁章第二十节，第九八页至九九页。

[148]1-4-10.第一编　　第四章第十节　　史达林采取行动

　　叁十四年八月以後，苏俄违约背信，对我热察及东北领土的野心企图，及其对中共叛乱阴谋指使与策画，暴露无疑。至於俄军对於我东北人民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更不忍在此有所叙述。

　　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项决定通知俄使彼得罗夫。同时我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总统表示其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

　　我政府关於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以後，俄方态度乃临时转变，而突然软化，对我方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以协商解决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针，令行营移驻榆关，所有调往东北的部队，决定放弃大连、营口等港登陆计画皆由陆上沿锦榆路前进。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从榆[149]关进驻锦州，占领葫□岛。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渖阳前进。我政府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领，再看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

　　但是当时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於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十二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亦派员与我方谈判国军由锦州向渖阳推进时双方联络问题。叁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军进驻渖阳。

　　至此，史达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以我私人代表的资格往莫斯科，至叁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国。史达林在其与经国两次谈话中，表示他对於中、苏及国共两党和平共存的意愿，并且表示他赞同中美苏叁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第叁者的势力进入东北，而力劝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

　　史达林最後对经国表示其希望我访问莫斯科，或在中俄边境上适当地点会谈，实则此次史达林邀经国访俄，其目的全在於此。我曾以此事徵询马歇尔特使的意见，马歇尔特使的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的邦交，他无不赞同」。於是我对他亦未便再道其详，否则，他或许以为我有挟俄自重的心理。我乃决定婉谢史达林的邀请。

[150]　　到了五月五日（叁十五年），苏俄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接莫斯科来电，要见经国。六日，经国与罗申晤谈，得知史达林再度邀请我访莫斯科，与他会晤，其时间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後。七日莫斯科又电罗申，催我答覆。

　　当时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後，认为这是我国今後外交政策成败上，一个最後决定关头。如我接受其邀请访俄，则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对华一贯的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我们如果走上这一条路，那就是断送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以及整个民族命脉。否则，拒绝他的邀请，使其断绝对我的希望，则他对扶植其傀儡共匪侵华的行动，必更表面化，而再无回旋的馀地。但是当时国际舆论已在共产国际宣传笼罩之下，民主各国对於中苏关系，多半姑息苏俄，其对我政府的态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极度悲观，而其对中国的前途及其本国在华的利益，几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国当时，无论采取苏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线，其所得後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後，我与中央干部更加以彻底检讨，佥认为今日我国的外交，只有以本国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祸福关系为基础，来决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而决不能以国际上一时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为转移。[151]自中苏同盟条约订立之後，我们在这样重大的牺牲之下，尚不能餍足其欲望，那他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苏俄未能履行此条约，以事实证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线希望之前，我实无与史达林会晤的必要。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要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於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资料。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着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於史达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

　　後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史达林，而皆为史达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史达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152]两国关系。若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1-4-11.第一编　　第四章第十一节　史达林对中国的建议□□中国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仅消极的中伤中美的关系，并且积极的企图操纵中国的外交与内政。史达林屡次对我政府表达下列的意见：

　　一、他说明他与中共的关系时，希望中国不再认定苏俄与中共混　　　　为一体。他与中共在政治上并无任何关系，只是俄共在国际　　　　上对各国共党一样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认苏俄曾有代表驻　　　　在延安，但此时已经召回。他自称其对於中共派遣军队进入　　　　东北一点，曾经拒绝同意；

　　二、他不仅要求中国拒绝「第叁者」进入东北，并且希望中国采　　　　取「独立政策」。他指责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并要求中国　　　　实行与苏俄积极的「共同防日」，并希望中国重新采取民国　　　　十叁年的「联俄」与「容共」的政策。当时他所谓不偏不倚[153]　　　　的「独立政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陷於　　　　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叁、他表示苏俄对中国的道义与物资的援助，决不给予中共，而　　　　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如果对国共和解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　　　　为必要，则苏俄必不愿参与其间。他希望国民政府对中共的　　　　要求，多作让步。他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作「和平竞争」　　　　。

　　四、他极力说明第二次大战之後，二十年至叁十年之内，没有世　　　　界战争。

　　这是苏俄在我抗战胜利之初，叁十五年的阶段，对华的中立战术，亦即为史达林的一个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当时只要我采取他的所谓「独立政策」，对外以美苏两国和东西两方的桥梁自居，采取中立路线，而对内经由莫斯科的调停而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和平转变」为苏俄的附庸，苏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个中国，从此他不仅是可以和平的征服亚洲，而且更可以转化太平洋为俄罗斯的内湖。因此我乃决心拒绝史达林这一切建议。

1-4-12.第一编　　第四章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知道，要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必先在美国的舆[154]论与外交上击败国民政府。同时他亦知道，非推倒中华民国亲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贯的谋略，作有计画有程序的逐步实施，来排除美国在中国的势力，以达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抗战结束时期，共匪的军队虽自称四十七万人，但若国民政府顺利推行其复员建设计画，全国国民趋向於还乡复业，各安生计，共匪虽欲以武装力量分裂国家，夺取政权，终必为国民所共弃。他只有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国民政府放手动员作战，亦必能重获十年以前在赣南五度围剿最後的胜利。这一胜利足以保持国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对於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与破坏。国民政府对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我在当时选择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共匪的武装叛乱，亦有控制与戡定的把握与自信。

　　共匪当然知道，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是动员戡乱，只要是顺利进行，都足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对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装叛乱，以武装叛乱助长其政治攻势，使国民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坠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困境。

[155]　　当时国内外人士如能作公平与冷静的观察和评判，必然达到如下之两点，但是他们受了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宣传活动的影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　　　　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　　　　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　　　　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二、在法律上，国民政府与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对於国内　　　　的叛乱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维持政治社会的秩序。这是政府　　　　的职责，也是政府的权力。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　　　　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煞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　　　　法权力，误认国民政府为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的法西斯，而　　　　加以诋毁；同时误信共匪的叛乱为民主运动和土改运动，而　　　　寄予同情。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在国际间造成一种逻辑。当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共匪制造武装叛乱迫使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而一般人士却指责这踵军事行动即为挑起「内战」，而「内战」乃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以耸动世界的观听。在这种逻辑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谅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156]处袭击，扩大叛乱。其结果，国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国家秩序的权力，於是共匪的武装暴力全面发展，而乃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了。

1-4-13.第一编　　第四章第十叁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在这国际共党对中国一面制造「内战」，而一面又「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攻势之中，共匪再度展开其中立战术。抗战以前，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到了抗战期间，更与几个政团结成所谓「民主同盟」。抗战结束之後，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态，扩大活动。叁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临时全国大会发表宣言，自己承认其为中立主义者。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即以独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场，对国　　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同时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内战」与「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宣言说道：

　　　　「中国今天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的局面。日本投降　　以後，对立的形势更增加了内战的危机。倘若这种形势不能彻底　　改变，中国便谈不到和平、统一、团结，更谈不到民主。」[157]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　　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　　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当时的局势如果是「国共两党对峙的局势」，而有人采取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为国家「和平、统一、团结与民主」来努力，这个人是何等时髦？於是这一宣传攻势之中，一般游离的政客，失意的军人，以及一般对政治无远见，和对苏俄的侵略主义与共匪的颠覆活动无认识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机。就是在这样中立主义的空气笼罩之下，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於孤立地位。

　　同时在无形中，共党既孤立了我们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这些中立者本来是对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对共产主义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机取巧，混水摸鱼是图，他们就是这样在政府与中共两者的中间，纵衡捭阖，过着骑墙的生活。他们以为即使共匪得势，亦可待价而沽，不患无利可图。不料到了我们政府遭受挫折之後，这些自命为中立者一经沦入铁幕，却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匪的宰制了。

[158]　　叁十五年这一年中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伸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後破坏了政府动员戡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博讯新闻特别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