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宽松时期的成就

宽松时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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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传记：第五部

上海的回城风

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走向开放与宽松的转捩点，会议公报否定了华国锋的“凡是”派路线，华的权力，也由邓小平取而代之。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胡耀邦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宽松的表现首先在“西单民主墙”打开一个缺口，为言论自由争得了方寸之地。

追叙西单民主墙的兴起，经历了曲折和有趣的斗争，不妨说，是汪东兴催生了“民主墙”。“四人帮”扼杀了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月刊，“四人帮”粉碎后，《中国青年》有理由复刊，该刊编辑人员都是胡耀邦的部下，并参加了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第一期刊出了“天安门诗抄”，汪东兴文化不高，在他那里收容了为四人帮服务的笔杆子，其中有人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送到汪东兴那里，他下令禁止该刊的发行。编辑人员就用化整为零打游击战方式，将第一期《中国青年》拆开张贴在首都西单墙上，“西单民主墙”就这样诞生了。胡耀邦却支持民主墙，设法将民主墙上讨论的重大问题反映到中央工作会议上来。民众就这一事件张贴大字报批评汪东兴无权干涉言论自由，这时批汪的大字报已不限于西单，而且向其他街道扩展。大字报所涉及的问题，如要求平反冤错假案，不管是不是反毛；更大胆地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

西单民主墙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直至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矛头针对邓小平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和“第五个现代化”，正好与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唱对台戏。不仅扼杀了可怜的西单墙方寸自由之角，而且把魏京生重判十五年。邓小平一朝权在手，第一个动作便是制造冤错假案。胡耀邦面对邓、汪联合把西单民主墙扼杀的行径，束手无策。彭真跳过胡耀邦，将起诉魏京生犯有泄密罪的判决书直接交给邓小平，等到胡耀邦想插手干预，冤案已成定局。所谓“泄密罪”也很离奇，判决书上预先造了谣，说魏京生讲过越南战场上中方指挥官的姓名。此事报纸早就揭晓，何来泄密？从此司法部门给持不同政见者定罪，大多袭用“泄密罪”。

北方的民主墙事件扩散到上海，南京，慢了一个季度。上海响应西单民主墙，在淮海中路，人民广场南京路一面的大楼，贴出了长幅的大字报，第一回合的语句比起魏京生的几张还要激烈，我赶热闹前往观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报，是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对面。

“毛泽东不是神，是人”！

“四人帮倒了谨防新的四人帮重来”！

　

三年以前，党中央号召大城市青年支持边疆经济建设，分配上海人前往的是云南、青海和新疆三省，由于近年来党的政策表现了宽松的气象，所有支边青年再也忍不住了，便成群结队回到生活过的城市。带头发动第一波回城风的，便是上海的青年们。

当第一批回城青年达到了目的，第二天便前往上海。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聚集约两万余的人群，真叫做波澜壮阔。

这场运动与八九天安门的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它是自发的，支边青年皆从新疆、云南省回来，所以又是集中而有秩序，市委领导找不到什么借口动武镇压；不同之处，回城风只有一项要求：准予边疆回归故乡的中青年落实户口。

读者有所不知，中共对城市户口的管制极端严格，几乎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敢于冲击城市户口制度，首先发难的就是上海人。参与回城斗争的还有支边青年的家长们，他们向聚集在马路边上的群众宣称：当年街道干部如何用车轮战逼迫子女非支边不可；有的则用威胁的手段，如果不鼓励子女支持新疆，就要敲掉家长的饭碗。我听过白发老人在马路边声泪俱下的控诉，才知道所谓“车轮战”，是发动老头老妈一批一批轮流到某人家中，如家长点头，当场画押，并通知派出所今后不得将其子女列入城市，于是这家门口便贴上“光荣人家”的告示，车轮战的部队才停止战斗。有一位老人发狠地说：派出所和里弄干部耍的是无赖手段！不过只有极少数家长被迫上钩。

三天以后，集合在康平路上的回城青年人已有五万七千余了。并且选派出代表应雄耀、乔中林等五人，提出了要和市委领导人对话的要求，在被迫之下，上海市委只得低头，恢复支边青年原有的城市户口；只有一条例外：男、女青年已和当地的对象结婚者，迁出的户口不能恢复。

这场回城风的斗争以完全胜利告终！胜利的喜讯传至四面八方，当年奔赴青海、甘肃、新疆等处的支边青年乘着胜利的东风纷纷赶回上海。这几个地方加起来的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回城风”的胜利引起的连锁反应，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冲击了城市户口制度。

从此，城乡男女婚姻制度自动取消；农民进城做买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付员警的干预。

“回城风”的斗争，还有一个特点，新疆回归的上海青年，大多是高小、初中文化程度，他们从小出了远门，生活阅历比较丰富，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是很好的大学校”，生活的艰苦锻炼出不屈不挠和近乎狡狯的性格，比如说，“回城风”的斗争没有知名的领袖，他们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也用车轮战术与市委领导软磨硬撑。上述王辅臣、傅申奇、张先梁等，开始似乎没有什么，但他们的命运并不美妙，没多久当他们回应西单民主墙，到街头贴大字报，就遭到逮捕。

在以后的捉捉放放中，这几位久经考验的民运战士表现出坚定和圆滑，始终不改初衷，他们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与我协力同心，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协会”，（最初命名“中国人权研讨会”）我本人任顾问，主要骨干王辅臣、张惠康、傅申奇、温定凯、乔中林、龚星南等。公然面呈市府民政局，要求登记注册。民政局并未拒绝，只是说：按规定社会团体必须与某个单位挂钩，事实上所有的官方机构见到“人权”就怕，谁也不肯与这样的社团沾边。“人权协会”每周在复兴公园举行座谈，公安人员站得远远的，用摄象机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汉。在座的神态自如，只当没这回事，引得公园的游客们向他们伸出大拇指。

“中国人权协会”也引起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就在八七年底的一次报告中曾提及：“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关系，策划破坏活动”。（引自《邓小平文选》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按最后一句看来，他又在捏造虚假的罪名，准备采取镇压手段，只过了半个月，即有乔中林、李庆荣、应雄耀、董绍平、王辅臣和傅申奇等被捕。

胡耀邦仗义执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任命胡耀邦为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比较开放宽松的局面。这种宽松在知识份子中间形成两种反应：极左分子觉得这是个卷土重来的机会；民主派的知识份子认为根绝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必须进一步与极左思潮作斗争。前一阶段极左思潮曾把华国锋的“凡是”解释成“反右”，如上海作协的刘金和唐铁海一伙混淆“左”和“右”，表明极左思潮常常依附于“四人帮”，二者是形与影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极左派的反扑先在文艺刊物上露头，六月号《河北文学》刊出“歌德与缺德”一文，认为作家的任务是“歌颂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食无衣之虑，日不怕盗贼行凶，夜不怕蒙面大汉上门。河水泱泱，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谁指出社会主义有阴暗面者，就是“缺德”。

此人还以恶毒的语言辱骂揭露林彪、四人帮种种恶行的文艺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只能诅咒红日”，后面一句是骂反对红太阳毛主席者是动物。明显露出此人原是四人帮的仆从、余孽！

我立即撰文进行反击，题为“春天里的一股冷风”（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０日《光明日报》、同月３０日《人民日报》转载），以下简称“冷风”。

由于《人民日报》转载，“冷风”的作用非同小可，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几个省的作家协会、文联发表书面谈话，声讨“歌德派”，“歌德派文学”在文化界成了流行的贬词。

这一下吓坏了极左派头头胡乔木，他不便正面反扑，而是运用组织力量，打电话通知各省市文宣部门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赶浪潮，对“冷风”却没有半句肯定。《河北文学》主编田间对“冷风”一文也不以为然，乃写信给胡耀邦，信中指责王若望的文风太刻薄了，不注意文艺界的团结。胡在百忙中邀请田间和编辑——即“歌德”的作者赴京面谈。

胡耀邦发话安抚田间和那位编辑，指出“冷风”还是符合大方向的。我从中宣部内部发行的《宣传通讯》看过胡耀邦的谈话摘要：

“王若望是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他的批评失之于尖刻，你们不必计较，而《河北文学》的那篇文章是确实不符三中全会的大方向”。

那个时候，“老近卫军战士”的称谓是很高的荣誉，当年列宁赞许功勋卓著的近卫军战士，就是这么说的。本人不想借列宁和胡耀邦之光来炫耀自己，对谁也未透露过。直到十年以后胡耀邦逝世，适值《百姓》的主编陆铿兄来访，我才跟他讲了胡耀邦的谈话。我说：当年由胡耀邦跟《河北文学》编辑谈话的那本《宣传通讯》，上海地区的文教干部没有看到，原来是陈沂部长做了小动作，因为我在四届全国文代会上公开批评他“左”得离奇，他对我心存报复，竟将耀邦称赞我的那期《宣传通讯》扣留不发。感谢安徽宣传部长赠给了我一本，使我知道耀邦讲话的原文。

从这件小动作上暴露出这位陈沂是小人肚皮鸡肚肠，他想一手遮天，结果是自欺欺人。

《红旗》论坛第一篇

一九七九年是我多产的一年，“冷风”引起国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着我旺盛的创作欲，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雄心。

如果说“冷风”是针对一个刊物，一篇文章，往下要批判的便是党中央的文艺领导。

接下来的一篇题为：“谈文艺的无为而治”发表于九月号的《红旗》上（以下简称“红无为”）。《红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这就提高了它的身价。“红无为”敢于批判《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而此文历来认为是老毛的经典文献。此文一开头对“文艺讲话”强调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似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就写不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红无为”提出相反的论点：“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往往是通过自己深入群众的体验，艺术的感染，榜样的示范等途径逐步实现，并由此获得创作的题材和灵感。而那种采取行政手段把作家赶下乡，开学习会讨论，或采取批斗方式，送干校劳动之类，都不会收到什么好效果”。并批判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类“无法分工的分工”等荒唐的领导方法。往下，罗列了所谓党领导文艺，其实是外行领导内行，给予作家开出“不”字当头的许多条戒律，计有“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和动摇；写爱情就是小资产阶级请调；英雄人物不能失败，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观失望；用儿童的心理和语气写少儿读物，就是资产阶级童心论；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中间人物不能写；历史上党的错误路线碰不得；代表这个错误路线的人物写不得；悲剧、讽刺剧要不得……”

《红旗》犯下的错误惊动了党中央，《红旗》主编熊复请示胡耀邦如何善后，胡看了我的那篇“红无为”，据说提了几条意见：“不必公开批评，不要作者检讨，《红旗》是我党的机关刊物，由党中央的机关报认错没有先例，影响也不好。作为一家争鸣，让他去‘鸣’，好在问题不大”。

耀邦并未指出一家之“鸣”错在哪里，熊复感谢胡耀邦卫护了《红旗》的面子，他当然照办，只是把向我约稿的柯蓝作了替罪羊，株连他丢了饭碗。

冤家路窄

陈沂原是军委文化部长，下面两个副部长，一位叫刘白羽，另一位叫魏巍，三个“左”王组成的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据说副部长刘和魏拿得出响当当的作品，魏有一个记述长征的剧本，刘有几篇歌颂内战的小说，而陈部长却没有一篇文艺作品发表。

部长受到两个副部长的排挤，这种情况在军内并不稀奇，几十年来，军队是个独立王国，外来干部等于异己分子，只有个别忍气吞声的外来户才能混得下去。

陈沂把自己的苦恼向胡耀邦报告，他想离开文化部，至于受排挤的内情他没有说。胡耀邦是个好好先生，他提出：中央的部长不当，当市里的部长，行不行？陈沂问：是哪个市？当他明白是上海市，便觉得挺好。胡耀邦只注意陈的级别是军委文化部长，他可不知道，把一个“左”王派到上海领导意识形态，其后果比军队左了一大片要严重得多。

陈沂从出发前电告吴强和我到机场迎接，承他看得起我，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十年间相互碰撞，想不到又在上海相逢！

陈沂刚上任不久，按理应会见文教、宣传、卫生部门的专家和领导，他把这样的会见改为大家聚集在“文化广场”听大报告，简单省事做到了，却把与各条战线的领导与专家了解下情和亲切交谈的机会错过，势必成为首长教诲，居高临下的格局。这且不去说它，他在台上所讲的内容令人大为泄气，我是听众，他忽然讲到白桦的“苦恋”是不爱国的，将军们和耀邦同志很有意见；他还说，市委宣传部就是要强调思想改造，就是要捍卫社会主义……。我在台下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大报告在技术上也很差劲，讲得重复，冗长，教条，枯燥，言谈之间听得出此人浅薄，不学无术，人们担心他怎么担当得起宣传部长的重任。

在这以前，我的党籍已恢复，重新回到《上海文学》任副主编，领导我的是老成持重的钟望阳，为着发稿用与不用，难免发生冲突，我信任陈沂，在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有时把可用的稿件请部长作最后决定。为着一篇很精彩的作品，被钟排斥，我告到部长那里，陈沂没空看，我并不怪他，可是他同样否定了这篇佳作。我相当恼火地当面批评了他，没想到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参加会议者大多是各区宣传干部，他举王若望的例子，批评我自作主张，党性不强。

这一场冲突，我没有感到有什幺差错，退一步说我真有错误，应当当面提出，趁我缺席而大扣帽子，岂不是一种缺席裁判？这一年正好在北京开四届文代会，出席会议的作家名单，须经市委宣传部审核，这样的手续体现了党领导一切，民间团体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部长陈沂发现上面有王若望的名字，本打算将王若望刷掉，后来还是保留。

我在赴京路上就设想了争取公开发言的机会，这次文代会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致词，他的祝词强调创作自由不容侵犯，如有谁干涉作家创作自由，可以向全国文联、作协或中宣部提出申诉。这对我的公开发言又是一种鼓励。文代会的程式中有一项各地代表自由发言———以前文代会以及其他会议，从未有过，“自由发言”一项，实因“自由”二字是中共的禁忌，四届文代会实属“首创”。

我代表上海作家发言，前半段热烈拥护胡启立承诺创作自由，接着举上海宣传部长为例，批评他便是窒息文艺的领导人，至今记得我还举出若干事实：话剧“布谷鸟叫了”，“洞箫横吹”以及白桦的“苦恋”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涉，有的禁演。党中央的文艺政策已经公布了，传达到下边如果顶着不执行，你们说怎幺办呀？我和陈部长的友情已有半个世纪，曾当面对他提出忠告，他不愿接受，反而干涉的情况多起来了。我们的宣传部长还在继续犯错呢。最后，我又回到胡启立的祝词，我说：“真正兑现创作自由，不要怕得罪领导，胡启立授予作家们有权上告，今天我的自由发言就是第二次使用上告的权利唔！”

我的这次发言，会场上激起多次鼓掌。

回到上海，便碰上陈沂软硬兼施对付王某的动作，他找我去谈话，当然没有好面孔，陈要我承认我是一种报复心理，还要我发表文章，挽回在文代会上肆意攻击陈的影响。

我说：话都讲出去了，如何挽回？如要我发表文章，我或许有更多事实证明我的发言并非恶意攻击，报复心理或许有，先是你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你点了我的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双方是平等的，你既然点我的名，我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况下指出部长的缺点，高明的领导人闻过则喜，不高明的领导人才会指我是报复。

陈想不出反驳之词，一时语塞。我动之以情诚恳劝说他珍惜我们之间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谊：想当初你通知吴强和我到机场接你。我和文艺界的同志对你抱着多高的期望，你也以为上海有两名老朋友可以更好地协助你的工作。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对立。

我进一步说：“你不妨反思一下，你刚到上海，下车伊始，第一次在文化广场跟上千名专家和领导见面，你轻率地把几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批了一通，完全是从极左的角度做的大报告，人们挖苦这是新官上任放的第一把火。我曾通过马楠同志（陈的妻子）反映一些作家对你的粗暴作风有意见，我的用心良苦，却换回了你如此恨我，难道这是我的责任！”

陈沂只能列入“不高明”的领导人之类，对我的推心置腹的进言依然无动于衷，上一节曾讲到他扣留内部刊物《宣传通讯》，因为那上面刊有耀邦称赞王若望的话，他就全部扣发，借机报复。如果通过这次交谈，他表示愿意改进的话，弥合我们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还是做得到的，可惜他始终耿耿于怀。他在六年后写的一篇文章——副标题为：“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一文中，曾这样讲到这次交谈：“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若望针对我作了不实事求是、不与人为善的发言。这个发言，不仅在上海几百人的代表团中造成不良影响，也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不好的影响。回到上海后，我向市委作了汇报，但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我只是个别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问他：“你这样做，考虑后果没有”？他说：“没有”。（参看《自传》二卷附录４２２页）。上述引文提到“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从这句话里，可见市委并不同意他准备严惩王若望的意见。

陈沂部长手中有权，他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想方设法把我调离《上海文学》编辑部，这幺做未免太露骨了，便转了个弯调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刚刚恢复党籍，既然他用冠冕堂皇的名义调我去党校学习，不服从也不行。

进党校受洗

我历史上两次被开除党籍，两次进党校进修，记得一九四三年我头一次进入山东分局党校，因我得了个“山东王实味”的美名，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同意调我至党校，那时我对李林部长的决定，感情上并不抵触，不象第二次进党校那幺勉强。记得老根据地流行两句顺口溜：“叫你洗澡，请入党校”。“洗澡”在这里不是真的洗澡，指的是思想改造，或者象天主教徒受洗，这两句口诀说明进入党校的学生多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结合我的遭遇，当时觉着到那里洗掉“山东王实味”的美名，洗得干干净净，一举两得，所以我第一次进党校的心情是愉快而满意的。

第二次进党校，同样也有洗去思想上污垢的含义，在陈沂眼里，王某喜欢“抗上”的污垢够严重的。我心里明白，进党校不过是一种过渡，他的计谋最终是撤掉我的《上海文学》副主编职务。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注意喜鹊的生活，党校设在郊区，观察喜鹊比较方便，引起对喜鹊的研究，多半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林著的《昆虫记》使我对动物发生了兴趣。七年后我写成《喜鹊王》的科学小品，是我进党校的“博士论文”，也是意外收获。我还写了“上海一霸”，评论上海市委书记，一手提拔四人帮的柯庆施罪恶的一生。（发表于一九八零年《民主与法制》）。

我的处世哲学：自我感觉良好。尽管有权的人左右逢源，背后捉弄我，打击我，我处之泰然，自求多福。

既然来党校的同学大多是犯了这样那样的差错，得罪了上级，他们的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与我可算是臭味相投，这就使我联想起当年在“五七干校”中的一段自由开放的生活，在这里，我悄悄地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记下各人受打击遭迫害的经历；二是出了几个问卷调查，请求同学写下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意见。

学习结束时，我的调查研究赢得了双丰收，两本笔记本记得满满的，可惜这两大丰硕成果在一九八七年抄家中被公安人员抄去。好在我用拉丁字编码记下各人的名字，没有株连同学。此处只能以苦思冥想记下问卷答案的干部思想调查：

（一）最不满领导体制中的何人何事？（二）何项制度？（三）有哪几件好人好事过硬的？大多数答卷：（一）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组织部长，人事处长；（二）开会忙，向党交心，公车、房屋、补贴上的等级森严，不断搞政治运动，报表弄虚作假，党委干涉个人婚姻自由……；（三）最不过硬的是学雷锋，学大寨，学焦裕禄，学杨怀远，好人好事大多是弄虚作假，吹肥皂泡吹出来的。少数答案比上述答案更彻底，报上大字标题表扬的模范人物，没一个经得起考验，标题越大越不可信，那个单位挑选的模范人物，本单位的群众最讨厌。

关于拉丁字密码速记法，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漕河泾狱中发明出来的，这里顺便补叙一下：原是为了写作安全，用密码写下禁忌的杂文或通信中防止官方偷检而制作。当时，除了羊子能解读，无人知道底牌。直至一九七八年，有一位中国通美国人林培瑞先生，汉语已到了能说相声的水平，我曾教他自编的“拉丁密码速记法”，林教授一学就会，当场使用密码与我笔谈。这并不是他特别聪明，实因这个速记简单易学（林教授曾于一九八七年协助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读者如有兴趣学习，参看附录（四）中文，代数公式对照例句即可。

自羊子的妈妈介绍羊子与我认识，在定情后整整蹉跎了十二个年头，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起初是摘了右派帽子，头上还有一顶现行反革命，后面这顶帽子压得我好苦，直至一九七八年年底才宣告废除，几乎同时，原有的右派帽子，由上海市委公布的二十四位著名的右派，由广播电台宣告右派“改正”，其中王若望排行“改正”名列第四。

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我和羊子的爱情延续了十二年，也应该到了划句号的时候（有关详情，请阅当时轰动全国的、由上海夏画先生主编的《青年一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二次结婚”）。

新婚之后，羊子赶回湖南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上班，正如杜甫“新婚别”中所说：“暮婚晨告别，无奈太匆忙”，我舍不得离开她，半年后就去株洲探亲。我利用那个简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写出了《饥饿三部曲》（发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获》，后编入港版《王若望选集》，并有美国骆基南（Kyna Rybin）女士译成英文，由伦敦、纽约同时出版。）

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视，（《收获》又增印三版发行三十四万册）。读者认为是写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个作品，系“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

不过，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看了并不满意，他通过党组织作了口头指示：不介绍，不扩散，不转载，“三箭齐发”。中宣部内的朋友告诉我：部长看过饥饿三部曲，他批评作者将国民党的监狱与我们的监狱作对比，让读者觉得共产党监狱的黑暗还超过国民党。造成的影响极坏。

我在一篇杂文中批评“朱子家训”，宣示我的治家格言：“长幼平等，民主治家，婚姻自主，睦邻友好”。

我跟李明有七个子女，李明亡故，抚养孩子的重任就由做父亲的一人承当。

我崇尚民主自由，总不能出门喊民主，关了门依然实行家长制。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受到民主精神的熏陶。上述治家格言便是贯彻民主精神的身体力行，在旧家庭中，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比如说：不可打骂孩子，这是低一级的标准，高一点的要让年轻一代敢于批评长辈，真正体现“长幼平等”，由于家长多次挨斗，在学校里黑五类的子女都抬不起头，养成了挨打挨骂不还手的驯顺的受气包性格，我和李明真正做到了不打骂子女，只是要求他们敢于批评家长，很难做得到。

有一篇《谈情趣》的短文中，我介绍自己如何跟孩子们一同戏耍，体现了“长幼平等”的家庭乐趣：“我宁愿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七个孩子，他们尚在幼年时，我爱跟他们一起跳采茶扑蝶舞，我手里擎起纸做的蝴蝶，诱他们来扑打，这时，我完全忘却了‘严父’的身份了。由童心发出来的情趣是最纯洁而又有趣的”。（刊于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青年一代》，编入港版王若望杂文集《棱棱凤骨》一三六页）

封建味道浓厚的家庭，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几乎是历史传统赋予的特权，在前一节《林昭之死》中，曾提起社会上流行的两句话：“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是“门当户对”的复活与延伸；林凡与徐建的婚姻悲剧，并非政府官员搞株连，倒是自己的妈妈破坏了这一对美满姻缘，林凡的母亲却是五四运动获得婚姻自由的过来人咧。

再举我自家的例子：我的大儿子看中了近邻高家的大姑娘，只因他的父亲属于黑五类，女方的母亲百般阻挠，我的儿子差一点要跳楼。这时我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得代儿子向高先生告急，高先生本人也因被“三五零办公室”当作扬帆的同党，吃尽苦头，多亏他以感同身受的实例批驳“不嫁黑五郎”的政治标准第一，才使亲家母回心转意，终成眷属。

对其他几个孩子的婚事，同样受着“有女不嫁黑五郎”的影响，他们可没有老大那幺幸运，这种社会性的歧视，谁也没法抗衡。必须等到父亲头上脱了帽子，找到物件的喜讯纷至沓来，半年之内我家接连办了三次婚礼，两代新娘聚到一起的时候，相互解嘲曰：“迟到的爱情”。

虽则我没法抗衡社会性的“政治标准第一”，然婚姻自由的原则还是可以坚持的。在孩子们找物件的问题上，我只做一个观潮派，成与败考验他们的能耐，自生自灭。只是在定情之后，让他把确定关系的物件让我看一下，我不加评语，完全尊重子女的选择。联想起我的妹妹对她子女的婚姻，一切都得听她的，结果几个儿媳，不是闹离婚，就是躲在娘家去避难，我替她总结孩子们闹婚变的教训，说：“青年人自己找物件那幺专注，可以说全身心投入，她（他）所了解的爱人总比只见一面的老娘了解得全面和周密，恋爱自由产生良性反应，我家孩子就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仅没有闹离婚，或接纳第三者，连反目打架的事也没发生。只有小儿子的婚姻偏离了中国传统习俗，查明责任在女方，而小儿子至今还痴迷地爱她”。

此处再补叙“四人帮”的另一条罪行：在七四年九月，突然宣布冻结五类分子的存款，只因我曾创作的儿童文学《阿福寻宝记》改编为电影；另有《无罪的女囚》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共得一万七千元，还有一千五百元是羊子的存款，在活捉四人帮以后，如数发还，还加上两千元的利息，分配使用也是通过民主方式：已婚子女两人各得一千元，未婚子女五人各得三千元，这就给他们办起结婚筵席来很有气派了。在我的名下，只收利息就满意了。

上海解决房子可不那幺容易，我采取的计策是迂回曲折，逐步占有阵地。比如说，我从复兴路迁出，房管所调拨万体馆对面的高楼房子，我提出以大换小，复兴路的房子面积大，万体馆的面积小，希望考虑分两套，房管所只得同意。我与羊子在万体馆大楼里住了一年，又迁入香花桥路四层楼的一小套居住，万体馆的房子便让给两个儿子成家。

羊子对我们住房越住越小，毫无怨言，她也喜欢孩子们，夸奖他们的伦理道德水平是上好的。我多次搬家，意外的收获也象我坐牢那样换了好几处，周游列国结交了亲如家人的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直至我们来美国头两年，当年的邻居还捎信来遥致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