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李昌玉：杀害“左联”五作家的元凶不是国民党

李昌玉：杀害“左联”五作家的元凶不是国民党
(博讯2006年1月26日)
李昌玉更多文章请看李昌玉专栏

(博讯 boxun.com)

（一）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真正元凶是什么人

下面第三节的《“左联”五烈士死于谁之手》写于1997年,一直藏在橱中，没有发表。原因很简单，在国内没有任何一家报刊能够发表。这并非因为我胡说乱说，恰恰是因为我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鲁迅当年痛感“吟罢低眉无写处”，我庆幸现在可以发表在海外网站上。

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从1960年开始，至1994年退休，其间除了文革，我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学课，讲授《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不知有多少遍。《为了忘却的纪念》至今仍然是高中语文的保留篇目，因此读过这篇课文的中国人，累计应该有上亿人次。问题是，杀害左联五作家的元凶果真是国民党吗？

退休后我读到刘秉荣著的《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记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于“左联”五烈士的死因有了的了解，发现历史事实与文章内容及历来的解说大相径庭，于是写了本文，但是这样的文章在中国是发表不出来的。

左联五烈士表面上是被国民党杀的，实际上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内讧倾轧，即所谓路线斗争，借刀杀人。因此元凶不是个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或共产党内部的某一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王明一派。

（二）大陆仍然在刻意隐瞒

《为了忘却的纪念》至今仍然编选在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中，但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语文教学中自然是还要刻意隐瞒下去。教学参考书也要刻意隐瞒，教师也很难了解真相，于是就在“瞒和骗的大泽”中年复一年地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2000年11月第2版）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课文前面，所作的题解如下：“选自《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一方面利用反动文人对抗革命文艺运动，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杀害革命作家。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革命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国民党政府设在上海龙华的特务机关‘警备司令部’。鲁迅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进行深刻的揭露。1933年2月7日至8日，在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里，鲁迅又写了这篇纪念文章。”这样介绍虽然冠冕堂皇，但是却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学界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即周扬等所谓“五条汉子”一方和鲁迅、冯雪峰一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的反胡风、反右，乃至文革十年，最后两败俱伤，不是坐牢，就是戴帽，很少漏网之鱼，这才算落幕，所幸的是，周扬自己最后终算有所醒悟。

2004年我到美国探亲——给孙子当保姆——，有机会从网上读到高尔品的《所谓左联五烈士》，感到我的发现和他的研究是不谋而合，即五烈士“他们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杀。”应该说高尔品的论证比我要充实全面细致得多。他说，五烈士不是为无产阶级文学而死的，而是“因参加了中共的残酷内讧和内斗，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卖而死。”鲁迅制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谎言”。

我的文章虽然写于好多年之前，完全是闭门造车，但是我在重新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仍然觉得敝帚自珍，可以聊备一格。因此对于我的原文不予改动，先抄录于下。

（三）笔者1997年的旧稿《“左联”五烈士死于谁之手》

从50年代起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就选进了高中语文教材，所以为数甚多的中国人都知道白莽（殷夫）、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等“左联”五作家与何孟雄等另外共二十四个共产党员是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又不是事实的全部。

就其前因而言，他们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杀。

事情的原委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苏联人米夫，为了将他的得意门徒王明塞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掌握中共大权，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为期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反右倾”之名造成从思想上组织的上推行比李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持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损失。

同一时期，在江西苏区，反“AB团”、“肃反”运动和党内斗争，使成千成万的革命者被无辜错杀，变成了“左倾” 路线的冤魂，最后造成江西中央苏区全面丢失，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米夫、王明以专制、专横手段推行“左倾”路线，对于坚决反对他们的人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当头，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最为激烈的何孟雄等人首当其冲地成了王明打击的主要对象。

1931年1月7日，何孟雄等人在上海东方旅馆31号客房召集了部分反王明的干部开会。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林育南、李求实、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胡也频等人。东方旅馆在英租界，今西藏中路广东路口，即上海工人文化宫，1949、1950年我每天上学时都要经过这里。由于叛徒唐虞（王掘夫）告密，何孟雄等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再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其实，叛徒告密之后，何孟雄等人被捕之前，负责中共中央情报工作与保卫工作的特科已掌握了有关情报，并报告了王明。王明为了排除异己、置之死地，早先已宣布何孟雄等人一切活动为非法，号召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现在能借刀杀人，何乐而不为，于是不准特科前去通知何孟雄等转移。待得知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时，王明正在主持召开江南省委会议，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随后下令开除何孟雄等人党籍，通知龙华看守所中共秘密党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等人的党组织关系。

2月7日晚上，在东方旅馆被捕的何孟雄等26位同志（一说24人）被秘密枪杀（以上材料见刘秉荣着《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记实》第四、五两章，花山文艺出版社）。随后，王明给他们罗织罪名，组织人写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此可见，何孟雄他们是被王明借刀所杀，是王明大搞宗派主义，强制推行“左”倾路线的第一批牺牲品。

笔者查阅史料，今存林育南致陆若冰女士——似乎为他的女友——的书简九封，其第八封为1931年1月15日被捕前两天所写。信中云：“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稀’，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决定要我如此。”陆若冰对此信作了如下注释：“信中反映了林育南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激烈斗争。……‘敌人’指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朋友’指党内执行立三、王明路线的同志们。”林育南原任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秘书长，时任全苏代表大会筹备会秘书长，死年32岁。从这寥寥几句话中可以窥见，当时党内王明为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这些表面上是“朋友”、“同志”的王明一伙，在对待党内异己者方面，比拿刀拿枪的敌人“还要残酷”。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离夺取政权还渺茫得很。林育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虽然参与党内与“左”倾路线的斗争“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自己仍然要保持革命的坚定性，不动摇，不背叛，如“‘山’一般的稳，‘铁’一样的顽强”。（见《党史研究资料》③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幸的是，林育南他们大概以“最坏的恶意”也难以推想到，作为布尔维什维克“同志”、党的领导人的王明已经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对于这种牺牲，鲁迅有非常沉痛的感受：“死于敌手的锋刀，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华盖集·杂感》）大概白莽他们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明借刀所杀。实在是天大的悲苦！

为了纪念白莽等“左联”五烈士，鲁迅先写了《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两年后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从正面揭露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屠杀作家的黑暗现实。对于党内如此残酷的斗争，也许因为他是党外人士不得与闻，或者有所风闻而因大敌当前讳言之，或者“以最坏的恶意”也料想不到，对同志对自己人“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纪念刘和珍君》），所以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较难窥见，下面几句话或许也揭露了这种党内的残酷斗争：“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的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这在总体上肯定了林育南、白莽等人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为他们平了反。当时或许因为不明究竟，所以没有追究王明借刀杀人之责。

不过，根据从4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来推想，白莽他们那些忠诚而执着、书生气十足的革命作家，即使逃脱了国民党的枪口，后来恐怕也难逃一次又一次“左”的劫难。因为中共历次被打的“右派”，大多是作风比较正派、忠诚、耿直、单纯、执着的人。几十年间，被整肃的大多是这样一些人，帽子也大多是右派、右倾。

（四）何孟雄，中共残酷内斗的领头羊与牺牲品

1931年2月7日在龙华被枪杀的中共人员中，何孟雄的党内地位最高。他是反对王明的领头羊，所以王明对他最为嫉恨。殷夫等五人之死，是因为属于何孟雄这一派。

何孟雄是湖南人，生于1998年，比毛泽东小5岁，从中学开始，在长沙就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民主运动，后来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相从过密，并一同到北京，拜见了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他在北京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工人运动，被捕过，发表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参加了许多活动，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共建党以后，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干部。10年间，他在北京、唐山、武汉、江苏、上海等地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

当时中共的总方针就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由于各人的学识、阅历、背景不同，特别是因为在中共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共产国际颐指气使，君临天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行动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批准，所以对于如何夺取政权，在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分歧非常大。自从清除陈独秀后，党内的民主风气越来越少，专制专横的作风越来越强盛。何孟雄因为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活动，对情况比较了解，处事比较务实，而且又敢于抗上，在会议上毫不隐讳地针锋相对地反对李立三、王明的观点、主张、策略、路线，因此不断受到打击。

我找到《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书后附录了“何孟雄生平年表”。我把这个年表的最后一年半照抄于下。当时的党中央在上海，何孟雄在上海任区委书记，因此有机会直接和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王明交锋，他又不避锋芒，所以残酷打击就免不了落到他的头上。至于在东方旅馆开会，推测应该是他和他的拥护者的聚会。这岂不是准备向王明反击！王明岂能容忍？所以国民党能够一网打尽，正是遂了王明的心愿。

从这个年表，我们可以看出何孟雄是不屈不扰地反对李立三、王明，而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又是使尽手段打击这位桀骜不训的下级同志何孟雄，所以最后“见死不救、借刀杀人”那是逻辑的归宿。请耐心阅读这个叙述比较枯燥的年表：

一九三O年(三十二岁)

五月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何孟雄在会上对红军和党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意见，但被向忠发称之为“调和派的主张”。

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在省委讨论中央决议的会上，何孟雄提出首先胜利省区应建立根据地。

八月二十日在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何盂雄发言时指出中央违反了国际路线，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进攻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

九月一日在李立三主持的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何孟雄挺身而出反对立三路线。他说立三的指导路线与国际路线有五点不同。要求立三公布国际路线，同时要尊重共产国际的代表。会后，李立三提出要开除何的党籍。

九月四日江苏总行委撤销何盂雄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

九月八日何孟雄呈意见书致总行委转中央政治局，对九月一日关于上海工作讨论会上自己诚恳提出意见被粗暴制止，作了系统的叙述。信中明确提出“反对立三的领导路线”的六个方面十二条意见。最后表示自己“十年来为无产阶级为党工作……当这紧张时期使我不能站在最前线与阶级敌人拚死，到亭子间来，说不尽我苦痛和难过，这是要对党表示出来!。”

九月十日江苏省委在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批判何孟雄，并宣布总行委已撤销了他的工作。

九月十二日出席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何孟雄再次陈述自己的政治意见。

九月十五日陈绍禹(王明)致中央总行委信，诬称何孟雄“在政治上的确有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系统意见”，是“反对党的整个路线”的“反党行动”，要予以“严格的组织制裁”。

九月二十日～二十八日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停止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它在中央的统治。但会议仍集中火力继续批判何孟雄。

九月二十八日总行委写信给何孟雄，指责他向中央进攻等，要他作出认错的检查答复。

十月初中央再次写信要何孟雄承认错误。

十月五日何孟雄致总行委信，诚恳答复：“不是我的意见，如何承认，替人承认错，万事罪己，这种错误的态度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认错的态度。我们的认错，那些政治意见成为自己牢不可破的思想而不改正，是有损于党和革命事业……只要你们根据我的政治意见书的错误指出来，我公开的承认。”信中再次向党表示自己因“不能将实际工作意见贡献于党”而感到难过、痛苦。

十月九日何孟雄致省委转中央信，答复九月二十八日总行委信中对他的两点指责。进一步表示“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受打击毫无问题，我还是要很忠实，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我要到群众中去工作”。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九十一号通告，点名批判何盂雄。

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称“何孟雄是机会主义”，是右倾路线的“代表”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对付之”。

十月二十八日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在不通知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开除何的江苏省委候补执行委员资格。作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

十一月初省委、中央多次发信给何孟雄，要其承认错误。

十一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东方部批评三中全会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称何孟雄是“假的右倾表现”。

十一月十九日省委扩大会关于开除何盂雄省委候补执行委员的有关决议，由沪中区委转给何本人。

十一月二十巳何孟雄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公开答复他的申诉意见，发表一切有关文件并转送共产国际。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向忠发发言，批判何孟雄向党中央进攻。

十二月十五日何孟雄致书中央政治局批评三中全会，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归结为二十点结论)。在这封长信中何孟雄坚持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肯定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决议取消过去对何孟雄的处分，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何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十二月十九日罗迈在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指出何可以参加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作出部分改组省委的决议，函请中央政治局批准何孟雄领衔的七名常委。十二月二十四日何孟雄致共产国际远东局信，再次向党要求恢复工作，要求公布历次意见书、抗议书及有关会议记录和决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左右下，否决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南省委改组后由何孟雄等组成省委常委会的名单。任命陈绍禹为临时江南省委代理书记。

同月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的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上检讨说：三中全会把“一切火力都只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他的确有右倾的错误。然而，因为他批评我的错误，因此就责备他右倾——这是不可以的。中国党内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是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的”。

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岁)

一月六日中央秘书处单独公布了何孟雄三份意见书（即一九三O年九月八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日致中央总行委，中央政治局的信。）。并加说明：“这些文件，应该写在《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一九三O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后一道发表；因为技术上的障碍，所以迟至现在才单独印发出来。”作为召开四中全会撤换中央人选的一个准备，但不予公布中央给何平反的决定，以阻碍何出来工作。

一月七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于上海召开。参加的有中央委员二十二人，何孟雄为出席会议的十五名非中央委员之一。会议开始后才宣布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何孟雄等起来反对，主张按中央原通知举行紧急会议，但未获通过。何在会上发言时说，不平衡发展问题是他同立三路线的分野所在，并从九个方面作了阐述。米夫作结论中，点名批评何孟雄曾对国际代表说过“现在没有右倾”的话是“放松了右倾”等。

一月八日何孟雄、张金保、林育南等十八人在党内发表《告同志书》(林育南起草)，反对六届四中全会。

一月十三日米夫出席由何孟雄主持的反四中全会干部会议。会上米夫对与会者施加压力，扬言说反对国际代表即反党，要开除党籍等，何孟雄等为之更加愤激。

一月十六日何孟雄等多人，在中山旅社（按，大概应该是东方旅馆）举行会议。会上何孟雄坚决反对组织上的分裂。

一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左右，何孟雄去中山旅社探听情况，被预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

一月十八日王明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报告四中全会及上海党的工作时，诬称何孟雄是反四中全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月十九日上午，何孟雄等二十七人在老闸捕房过堂后，即被引渡给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该院刑庭开庭传讯时，何化名陈方，述说自己系安徽人，在沪经营印刷业。

同日敌人抄何孟雄家(上海汉壁礼路1225号)，继续搜捕我革命同志及何的家属。何孟雄的继室孙阿芳和儿子何重九(五岁)、女儿何小英(三岁)、保姆黄淑芝以及我党革命同志多人亦被投入监狱。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点名批判何孟雄等多人，并决定改组全总党团，要求江苏省委改组上海工联党团。

一月二十三日何孟雄等全体被捕同志被转押至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在途中何孟雄对难友说：“我死了以后，将两个孩子转交我老兄（指何孟雄的堂兄何建）抚养”。

一月二十五日在王明主持下，党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书中称何孟雄为“右派分子的代表”。一时在全党掀起了批判高潮。龙华狱中文部接狱外党组织通知；新进来的大部是右派分子。因此何孟雄不被编入党支部。

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建设》创刊号出版。其中公布了一九三O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加编者按说“何盂雄同志的政治意见在四中全会上及四中全会后又和以前不同了，他现在主要的是(从)右边来进攻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将何孟雄打成“一贯反党反国际”的“右派”，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中央一九三O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

一月二十六日王明主持的中共江南省委会作出《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扩大的四中全会总结与上海党的目前工作决议案》，点名批判何孟雄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及区书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活动的政纲”。说何孟雄反六届四中全会是“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号召予以“剧烈地打击”。

一月何孟雄在狱中与同志们热烈讨论理论问题，作长期坐牢的打算。一面与难友认真排查出卖同志的叛徒和怀疑对象。一面酝酿向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米夫的错误，挽救党的危机。作长期坐牢的打一面酝酿向共产

二月五日何孟雄在狱中叮嘱黄理文设法将他同林育南、李求实三人署名的一份意见书译成俄文寄交共产国际。意见书中着重揭露米夫的错误，强调反对米夫决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并嘱黄转告狱外同志：坚持党内斗争，不要分裂，这是最要紧的事。

二月七日晚七时许，敌人佯言移解南京，将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一说二十四人)提出牢房，何等神色自若，和难友们一一告别，行至离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不远的方塔附近一棵树下，敌人对他们宣布立即执行死刑。预先埋伏在室内的行刑队一连士兵从窗口发出乱枪，烈士们相继殉难，壮烈就义。何孟雄烈士时年三十三岁。

（五）透视国共斗争与党内斗争

直接杀害何孟雄等人的确实是蒋介石政府。当时，国共斗争因为中共在共产国际，即苏联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要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权，所以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以江西省为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7年当中，在中共领导与影响下，发生了75武装起义。例如，1927年是16次，计有南昌起义（规模2万余人），修水下衫起义（2000人），修水西乡起义（数千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5000人），德安起义（4000人），莲花起义（800人），星子起义（300人），弋阳九区起义（3000人），东固起义（160人），万安起义（4万人），水南十月起义（40人），泰和三十都起义（600人），珠湖起义（5000人），安源起义（300人），弋横年关起义（6万余人），永新起义（9000人）。（引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面对着这些此起彼伏、烽火遍地的起义，蒋介石政府能够听之任之吗？

今天，中共对一些追求民主宪政的人士，国外称为异议人士，不断地抓捕判刑，如最近的杨天水们，其罪名是“煽动颠覆政府”，可是他们和当年中共岂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一个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控制下明确地要武装夺取政权，一个是追求国家转型，走上民主宪政道路。所以，历史地来认识蒋介石政府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叫我们后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共内部的斗争，为什么也是这么地残酷无情，你死我活，非要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大家不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吗？既然是同志，为什么却如此心狠手毒呢？

共产党那时还处在草创时期，还处在“红旗能打多久”的时期，离开夺取全国政权还遥遥无期，但是，为了在党内争夺权势，就演出了这么惊心动魄、不择手段、消灭异己的丑剧。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大概第一是都有志在必得的夺取政权的欲望与信心。这种欲望与信心，就把领导者的七情六慾都调度到路线斗争的前沿阵地，不把对手置之死地不罢休。在“九一八”之后50天，在十月革命节这一天，中共把已经在各地分散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汇总，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为了夺取全国政权，他们必须把自己队伍中的反对者反对派清除出去。

第二是当时像李立三、王明以及何孟雄等等人，都成了职业革命家。斗来斗去，不但涉及到他们的荣辱毁誉，而且涉及到他们的地位、权利、报酬。大概当时他们没有“俸禄”标准即工资标准，但是地位和享受是有相应的权利的。

第三，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直接插手中共的事务。他们派了代表到中国坐镇，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同时中共也派了代表到苏联，就近聆听，接受指示，同时还有无线电做经常性的联系，所以使一些人，如王明，可以狐假虎威，老虎屁股摸不得。

第四，中共革命，包括目标、路线、方针、组织，直到名称“苏维埃”，都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把这么一粒专制独裁的种子，播种在有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土壤中，它出的芽，开的花，结的果，都难逃遗产基因的支配，而且青出于蓝胜于兰。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1945年七大之前，中共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照说应该接受历史教训了吧，但是以后的党内斗争，尤其是建国后的国内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始终没有休止，名目不断变化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总是有办法将种种恶名先加在要打倒的对手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置之死地。这个“家法”是一以贯之，八十几年如一日。

为什么？为什么？看来这是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一党专政的必由之路，必归之途，所以，何孟雄们的种子就子子孙孙绵延不绝。

（1997/2005/2006完稿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