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黄花岗杂志*****逍遥派说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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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4年10月一次“口述历史”采访录整理补充

高尔品

　　我知道，逍遥派在文革中，是最让雄纠纠的红卫兵和气昂昂的造反派们看不起的。但我不能撒谎，因为，我真地是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遥派，何况我的那些同窗和我一样，如今都还活得很是清醒。

要想了解文革——得先了解十七年

文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强化专制极权统治的一个大恶果，是中共十七年不断内讧内斗的总爆发，是中共十七年对外对内一切倒行逆施的总表演。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没有可能了解文革之所由来；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同样不能了解中共文革之种种疯狂行径的历史成因。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述﹕文革，不过是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使中共从坚持“马教”专制统治走向了坚持“毛教”专制统治，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使中共的从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使中共从公开否定民族历史文化走向公然毁灭民族历史文化……。

今天不谈理论，我还是从自身的命运说起。

　　我清楚地记得，1958年5月18日的夜晚，我的父亲和安徽省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被逮捕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来到学校时，早读还没有开始，却发现班上有七、八个同学都哭丧着脸，聚在教室的后门口，一个个全低着头，也不说话，等我也站到他们身边时，才知道，他们的爸爸也被抓走了。判刑之后才知道，罪名都是“右派加历史反革命”，“判决书”都是法院统一油印的，上门只是填写了不同的名字而已。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被学校、老师和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指骂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们去看守所、劳改农场或劳改工场去看了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回来就要被变相地批判和斗争，不是被叫起来罚站，就是罚我们打扫卫生。可以说，我们无时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尤其是在1962年之后，那时，人们刚刚熬过了饿肚子的岁月，毛泽东又开始“大抓阶级斗争”了。虽然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被“保外就医”，但是，我们仍然属于“五类份子”的家属。父亲是要在街道上被监督劳动的，每天早上必须按时去扫大街。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弄死，我那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舅舅就在劳改农场被活活地饿死了。我们还没有家破人亡，因为我的大哥大姐还能够寄钱回家，养活我们的父母，供我和我的小哥上学，我们才没有停学去拉板车、卖冰棒或捡垃圾，没有讨饭，没有从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境地。所以，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虽然恐惧的阴影从来不曾在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心头消失过。

　　我想着重说的是，其实，从1949年以后，恐怖就一直就深深地笼罩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身上，除了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解放者们”，再就是那些“自认为被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们”。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四千万党员。这些党员中的掌权者们，从中央到地方，到每一处农村，到每一所小学校、小商店——凡是中国领土所能达到的地方，都由他们统治，都由他们说了算。在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个普通人，只要说了一个党员的“坏话”，或向一个党员提了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份子，就会被劳教劳改，家破人亡。

　　而这个统治集团又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

　　一种是1949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因打下了江山而掌握了政权的人，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自上而下被“分封”为各级各行各业的大官和小官，人人都有了一块“领地”或“领域”。中共据此复辟了自秦汉起就已经被推倒的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洋教专制复辟政权”，确立了它的“马列党族分封制度”。

　　另外一种，则是靠分化人民所制造出来的。共产党把人民中的一部份，硬要说成是领导阶级的组成部份，他们当然只是一些虚假的统治者，比如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自然，在他们当中，还有其它社会成份中，确有一部分获得了提拔或重用，特别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他们当中确有人青云直上，从而入党做官被“加封”，从此“由贱而贵”。

这样，那些所谓成份好的——党的干部及其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及其子弟，还有所谓的积极份子，各色各样的先进人物们，他们便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产党打倒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没有被处决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及其家属和后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包括从来就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商贩、无业游民等等，就都成了被打击、被压迫和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一小部分人在实际上统治着整个中国，另外一大部分被党统治的人，有的虽因戴着“高帽子”而跟党走得洋洋自得，饿着肚子也要天天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却在恐怖之中一边被迫喊着共产党万岁，一边却在暗中痛苦地呻吟和挣扎。

　　这种状况，直到文革爆发，已经持续发展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间，由于共产党特别地提倡阶级斗争，大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断地煽动所谓的人民群众，去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去斗争所谓的剥削阶级和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有“现行问题”的人；再加上毛泽东又一贯认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根据他和共产党的需要，能够“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紧就紧，要松就松，要多残酷就能够多残酷”；从而发动了十数次政治运动，以迫害、甚至是公然地和大批地屠杀他的阶级敌人们。所采用的方式，全部为文革所效法，只是不象文革那样完全公开化，扩大化，甚至扩大到了共产党各级官僚们自己的头上。十七年间，单单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以各种方式予以迫害并置于死地的，就达六千万之数，比其后文革十年的枉死者，整整高出三倍以上。这就是1979年邓小平要以平凡冤假错案来“收拾人心”时，被平反者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被冤屈者，或干脆是十七年中的冤魂。

　　似乎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十七年间，自始至终，共产党都在通过一切形式的理论、文学和艺术，对全社会进行了长期的和从未间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从而不仅制造了全社会的思想恐怖，而且在实际上造成了人民对所谓旧国家、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和资本家、直至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及一切“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所谓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早已经被当成历史的垃圾，扫出所有的舞台了；而马列的斗争和专政文化，更是在共产党政权的刺刀逼迫之下，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了新一代青少年之心。很多人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十七年间，为什么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大学生，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就不用说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转脸之间居然都能红口白牙地去公然诬蔑和陷害别人，都敢抡起皮鞭去抽打自己的老师，用自己的皮带活生生地抽死那些与他无冤无仇的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其实很简单，因为，十七年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制造阶级斗争的教育，所谓“忆苦思甜”式的教育方式，疯狂的、残酷的、长期的、甚至是不间断的残暴镇压行为，早已经将“仇恨”培养好了，早已经将“对所有敌对阶级曾经是怎样抡起鞭子毒打和杀害我们阶级兄弟的仇恨”，甚至是“革他们的命”的决心与方式，深深地扎进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底。再加上十七年、特别是六十年代伊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热爱情结”，也早已经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发酵，就象当年的德国青年对希特勒的“狂热”一样。于是，文革便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上，在倾刻之间就被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煽动并发动起来了。

二、要是有枪——她就打死红太阳！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九岁，面临高中毕业，是老高三，六六届，也是中学生里面年纪最大的那一届。我因为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所以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坏右”里边的右派份子子弟。

　　象我刚才讲过的那样，文革爆发前的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动了十几次政治运动，已经杀害和饿死了了将近六千万中国人民。因此，文革一经发动，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运动又来了，又有一批人要被处决，被劳改，被劳教，被斗争，被践踏，被逼自杀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就亲口对江青说过﹕“这一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杀了……”因此，文革刚刚开始，我的内心就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又会降临到家人甚至我的头上来。我们全家，包括亲属和朋友，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966年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就定在7月1日。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成绩，在学校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了。母校也是安徽的第一所重点中学。可我知道自己是考不取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右派份子的儿子。五七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大抓阶级斗争之后，五类份子的儿子非特殊情形是绝对不允许上大学的。无数优秀青年的痛苦命运，都已经对此做了铁证。但我毕竟是年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还是刻苦学习，准备考试。

　　1966年6月18日晚上12点刚过，住在我对街的一个同学，他叫胡国龄，是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突然轻声叫着我的名字，敲响了我家的大门。待我蹑手蹑脚地跑下楼去，刚打开门，他就一步踏进来问我正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做题目”。他说，“不要做了，我们考不成大学了”！因为他家有收音机，刚刚听到的新闻，原定7月1号举行的高考，因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宣布推迟半年。后来不到两个月，高考制终于被取消。谁想，这一取消就取消了11年，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我们这一批1966年的高中生，是在1977年，也就是11年以后，才被共产党准许考大学的，第一年还要“政审”。

　　高考推迟了，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也全面开始了。红卫兵“兴起”了，到处抄家斗人。象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为我成份不好，是革命对象的家属。文革以前，我们班39个人中，好象只有两个成份不好的；文革以后，我们班忽然有了30个出身不好的，只有9个出身好的了。但是，这9个人就统治了我们30个人。我们30个人只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抄别人的家，带着他们抄自己的家。反反复复地抄着，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斗同学的父亲母亲，又让自己的父亲母亲去被同学斗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在中国的古代都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了，他还要跟着别人、或是带着别人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想想那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个社会，表面上极其高昂，天天在喊口号，刷标语，处处都是革命的“红海洋”，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又有多少人在为自己的父亲、母亲、丈夫和妻子被打死斗死，或者彼逼自杀而偷偷地哭泣。父亲母亲被打死，被斗死了，还要被逼参加批判自己父母尸体的斗争会。如果你表现出悲哀，你流了眼泪，那就轮到斗你了。我的同学当中，有被迫给父亲贴大字报，揭发父亲反动的；有被迫给母亲贴大字报，逼得母亲跳楼自杀的。我那时作为一个五类份子的儿子，心里的感觉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成天心惊胆颤。

　　我虽然成份不好、但成绩好，被老师认为是很有才华的，吹拉弹唱，绘画书法，我样样都能拿得起来，可这些却使我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苗子、封资修的接班人和反动学生”。所以，我心里一直在紧张地等待着哪一天大字报会贴出来。终于有一天，是在八月初，批判我的大字报终于被贴出来了，首先，就是揭发我跟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其次，揭发我说过“鲁迅要是活在现在，也会打成右派”。这话我真的说过，那还是读高一的时候。就这两条，如果没有毛泽东为了利用学生帮他造反打刘少奇，及时地发布了“十六条”，策略地禁止学生斗学生，我这条命大概不会活到今天。所以，我也应该“感谢”毛主席。

　　顺便想说一说的是，十七年中，你要问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感受，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最伟大的领袖，当作“人民的救星”。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教科书是这么说的，社会上是这么说的，每一个父母也是这么对子女说的。所有的人，从最有思想的知识份子，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都会这样来回答你，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这样认为。但以我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即便是在那时，我以为还是有很多有知识的人对他抱有反感。但，第一是不敢深想，第二是想了也不敢去讲，第三就是那种恐惧的心态，使他们强迫自己认为，自己所想的是不正确的，是反动的，起码是要倒楣、要坐牢、甚至是要杀头的。至于文革一开始，就把毛歌颂成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自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串连开始了。

由于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中共一直是依靠各级党委来发动运动、领导运动，来整所有他们想要整的人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也是照样办理，派工作组，打反革命。再加上当时刘少奇的势力太强，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委书记绝大多数都是刘少奇的人，这样一来，毛泽东想要整掉刘少奇的整个班底，就不可能了。所以毛才会下决心利用自己已经被神话了的领袖形象，和数十年来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再加上高高在上的神秘光环，决心“从下而上”，而不再是“从上而下”；决心“由外及内”，而不再是“由内及外”地来发动这场政治运动，发动群众和学生起来造反，号召北京学生大串连，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点火，去冲击党政机关，把全国各地的反都造起来。而各省的共产党书记们在一个地区统治了那么长的时间，一般人是斗争不了他们的。可是，毛主席从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却能够把他从家里抓出来，挂上牌子，进行批判斗争，连他们都被斗了，下面的火也就自然烧了起来。而为了把刘少奇和他的党徒们一网打进，为了保证一切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个文革的大方向不被转向，毛就不能不进一步向全国发出革命造反的号召，就要允许全国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一起去串联，而不能再象运动初期一样，一部分可以革命，一部分却不准许革命。而他发动的手段，就是在北京接见全国串联到京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所以，连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弟，都可以参加串联上北京了。

　　8月底，我们全班同学决心集体走路去北京看毛主席。我们过了长江，只沿着铁道走了一小段路，就扒上火车赶到了北京。

　　那一天，8月31日，在整个天安们广场上，在五十万年轻学生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我心里所感觉到的，还是“恐惧”这两个字。虽然广场上绝大部分学生都怀着无比的真诚和无比的崇拜，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因为恐怖而高喊万岁的人，因为痛苦害怕而高喊万岁的人，心里埋藏着不满却要求自己高喊万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女同学，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还是不能说。那一天，我和她一起就坐在天安门广场升五星红旗的汉白玉台阶下面，等着毛主席、贺龙和林彪乘的军用吉普车开过来。车终于开过来了，我们立即狂热地高喊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来了。我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不得不跟着喊，还要努力喊得别人都听得见，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喊。可一边喊，一边心里还直哆嗦，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激动、还是在害怕，反正是什么感觉都有。而我身边的这个女同学，她虽也举手喊毛主席万岁，可就在大家都发了疯、根本注意不到她的时候，她竟突然在我耳边低低地又是急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有枪，我今天就打死他！”那一刻，虽然她把我吓得连心脏都不会跳了，但是三十多年来，我在内心里却一直埋藏着对她的深深敬意和佩服，一直把她看成那个敢于刺杀列宁的俄国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尽管当时，我在万分紧张的那一刻，曾猛地回过头来死死地瞪了她一眼。因为我知道，如果这句话被谁听见了，她，甚至包括我在内，就会被立即踩死在那面血红的五星红旗之下，连逮捕和斗争都用不着了。

三、父母逃过一劫，我做了逍遥派

　

　　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就被班上那几个出身好的红卫兵召集在一起训起话来了。说北京的红卫兵已经讲了，任何成份不好的人，都必须立刻离开北京，要我们当天就滚会安徽去。我们班上那几个成份特别好的干部子弟，就把我们这三十个人赶到了北京火车站。那一天，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一眼看去，全都是一片“花头”——男的，大都头发被剃光；女的，全被剃成了“阴阳头”；脸上冒血的，身上带血的，正在挨着红卫兵的皮鞭子却一声也不敢吭的；还有就是被吓得惊慌直叫的孩子，满广场都是。红卫兵们——北京的高干子弟们，穿着军装，带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皮鞭和军用的宽皮带，就在他们的身上任意地抽来抽去。后来我才听说，这一批人，总数约有四千，全是被红卫兵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去的。其中有一个少年，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了，在旧金山工作，还曾是民运人士，他告诉我，当时，他才十岁，说起那时的情景，他仍然狠狠不已。因为红色的首都北京是不能容许“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们生存的。

　　你想，当时我是什么心情？我是一个从小就爱好文学的人，读了很多书，又多多少少受了些家庭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多少了解一点。我看到这种情况，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种厌恶。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厌恶感。我这种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不是很多的，因为我明确地对这场所谓的革命感到“厌恶”。与那些至今还在海外怀念他、甚至是歌颂它的人，实在是“风马牛不能相接”。

　　当我们这三十多个人刚刚走进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原来是北京的一队红卫兵们，正唱着这首歌，雄赳纠、气昂昂地走在北京车站的大厅里面。这时，我们突然看见一对红卫兵走到一个穿着褐色香云纱衣裤的老太太面前，大声喝问她﹕“你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忙说﹕“我是来看儿子的。”

　　其中一个女红卫兵又问她﹕“你从哪里来？”

　　“我从香港来。”老太太哆嗦着回答她。

　　女红卫又问﹕“你的儿子在北京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忙忙地说﹕“我的儿子是冶金部的局长，叫ⅩⅩⅩ……”

　　那个女孩子连话也没有听完，就立即嘶叫道﹕“他是叛徒，早都被我们打倒了！”

　　说着她就举起手中的那一跟带铜扣的宽军用皮带，唰的一下，便从老太太的头上抽了下去，鲜血立即从老太太的脸上喷了出来，老太太就这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那一刻，我们都瞪大眼睛看着，谁都不敢吭一声，直到这一队红卫兵又高唱着“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从我们的身边扬长而去。

　　那天，从北京上车以后，我就挤在卫生间里面，足足站了十八个小时，第二天才到蚌埠，转了车，过了江，到了家，我就问父亲说﹕“你解放前当校长、做教授的时候，对家乡人很好，你还说帮助过三十多个家乡的老百姓，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我说，“你一定要说老实话”。

　　父亲说﹕“我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救过很多人。我还救过很多共产党。”

　　我说﹕“那好，那你就听我一句话，马上跟母亲回老家。”

　　我怕他不明白又解释说﹕“北京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了。不仅是斗争，贴大字报，到处抄家、打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死五类份子。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他们虽然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赶了回来，但他们很可能跟在后面就回来了，因为他们学了北京的‘革命经验’，一回来就要大张旗鼓地干了……”

　　“爸”，我说，“你比较镇静，妈就不一定了，她很爱面子，如果让你们俩站在家门口，斗争你们，剪你们的花头，你恐怕还能忍受，妈妈可能会一头撞死算了，撞不死也会被他们打死……”

　　我的父亲出身贫寒，但我的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我特别担心她过不去这一关。

　　我一点半钟到家，三点钟说服了我的父母，四点钟之前我已经赶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户口主动迁到了老家农村。派出所居然一点也没有刁难我。

　　我父母终于在家乡躲过了这场浩劫。做为被强迫改造的内容，每天早上，我父亲必须去镇上扫一条小街，除此以外，乡亲们很照顾他。是他一生的德行救了他。七五年，当他戴着“右派帽子”死的时候，不单许多乡亲主动为他送葬，镇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母亲还主动叫人将自己的寿材抬到了我们的家里。这是后话了。

　　那天夜里，我把父母安顿好之后，凌晨四点，我就过江回到了在芜湖的家，我那两个八岁和七岁的外甥女，竟立刻从楼上扑下来，哭着说，“小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断了……”。我一看，整个家被砸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就坐在地上，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小外甥女，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就是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下了一个决心﹕决不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作为一个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造反队的根本原因。因为，以我当时浅显的历史知识，我已经确认﹕这绝对是一个“不讲天理和毁灭人性”的革命。

　　我承认，我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遥派”，但我读了十年的书。那十年，我几乎将我所能够搞到的“封资修”全读完了，而且还读得很系统。如果我这一生还算是多少有一丁点真成就，实在与这十年关系很大。为此，我今天还是要感谢我的那几个同学，他们常常去抄家，查封图书资料，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封资修”书籍，他们就会偷偷让我捡回来，我便把它们当成了宝贝。

　　我这样的人，虽不够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自己也是不想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的。我是另外一种典型，说是“反动学生”的典型也行，1968年秋，当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也进驻了我的母校时，那个强奸了我们27位女同学的军宣队长和整个就是一个流氓的工宣队长，就公开的说过“高尔品是全校最反动的学生”。

　　我承认，若是按文革的标准，而且不论是哪一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标准，我都是最“反动”的。因为，我不但在文革十年间未参加过任何一次造反，而且整天都在读“封资修”，并且认真做笔记，写心得，不单将中国的一些古典文论，比如《文心雕龙》里面的许多篇章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自己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纲要”，对西方的哲学家们如数家珍。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练二胡，却只拉名曲、绝不拉革命造反歌曲——诸如“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之类。在文革中，我拉二胡拉出了名，却没有为“革命宣传队”宣传过一次“革命”。我只在一位同班同学因武斗被打死以后，在他的追悼会上为他拉过一次“江河水”，那是唯一的一次。我每天的功课，就是读书、拉琴和写字——年少时，故乡找我要字的人可不少。还有，我只要有机会不戴毛泽东的象章，我就不戴；只要有机会不让我读毛主席语录，我就不读（如今，许多人听我讲演，都夸我的记性好，但我却背不出几段毛主席语录。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只引用了两句毛主席语录，等到书印刷出来，才发现“最高指示”居然掉了好几个字）。我与那些虽然出身不好、却非要拼命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争取造反的资格、或是非要拼命去表现自己“革命”的人，确实不一样。但我理解他们，就象我理解有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能将毛泽东的象章活生生地别在自己胸前的肉上，以表示他们“革命”，表示他们对毛主席的“忠诚”……。其实，说到底，他们还不都是让那个时代给活生生地逼迫出来的吗？对他们首先应该是理解和同情。

　　但是，我似乎更应该承认的是，我并非是因为觉悟和觉醒，才会有这般“反动”的表现，不是。我只是逃避，只是厌恶，却绝然没有上升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高度，一丁点也没有。因为在铁桶一般的黑暗之中，在专制的血腥味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氛围之时，我们的先人和前辈曾经不屈不饶地为自由和民主献身的故事和业绩，早已被玷污在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血淋淋神话之中。如今还活着的人，谁又能说，谁又敢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者和战斗者？如果有，并且敢于表现出来，那么，他就只会象“反文革第一人”——真正敢于造“毛皇帝反”的上海英雄刘文辉一样，会立即被枪杀在毛泽东党主专政的龙陛之下。虽然，那个时代，似乎也还有几位为了高举红旗而牺牲在红旗之下的勇士，但那与欧洲中世纪曾忠诚地惨死在宗教裁判所里面的殉道者们，又有什么区别？我钦佩他们，但不认为他们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先驱。就不说那些自始至终都在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英雄们了！我同样理解他们，但那不过是时代所造就的荒唐闹剧和无边罪恶而已。他们本身又何罪之有？一九八六年夏天，也就是中共发动文革二十周年之际，那位二十年前曾领着红卫兵抄了我家、却又扑了一个空的同学，他叫陈敬农，想来看我，想向我道个歉，但又怕我不愿见他，便请另外一位同学转告给我，说他想起当年的事情，就很内疚，想当面道个歉。我不但没有拒绝见他，还特地请他来家里吃饭。席间，我看他仍然有不安的表情，就真心地说﹕“那种岁月，不论是你这样造反抄家的，还是我这样被造反抄家的，都是受害者，都是受骗者，罪恶全在毛泽东一人，你我何罪之有？”因我说的真诚，他也显得很是感动。我们又成了好同学。听说，他如今在事业上很有成就。

文革的客观效应——朦胧的觉醒开始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反动派总是要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毛的这一句语录，我不知道是否又记错了。但毛肯定有过这样一句类似的“最高指示”。

　　然而，毛确实是自己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正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被捧到了众神之神的巅峰地位，却终于被历史无情地摔了下来。那倒不是因为他矫情时说的，是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是物极必反，“泰极否来”。是因为他作恶万端，必然要“现世现报”。而这个现世现报，就是林彪事件所带来的，人民对他的最早觉醒，虽然只是朦胧地开始了觉醒而已。

　　从文革爆发到林彪事件以前的4、5年间，我因为接触过很多象我这种出身于知识家庭的人，所以，我知道，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人，在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文革实际上是深恶痛绝的，他们与一些在文革初期及后来的造反中“领过风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们确实有些不一样。那时，尽管我们也必须站在人群中高举着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我们心里明白，他完全是在倒行逆施。但是，大部分人却由于盲从、害怕和恐惧，而不愿也不敢这样去想。

　　可是，林彪事件却使得中国大多数的人，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开始有所觉悟。全国人民通过林彪事件发现，所谓文化大革命极可能是一场骗局。不论是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还是曾跟着他要打倒别人的人，都被他整惨了。而“571工程纪要”所揭露出来的“毛泽东是绞肉机，是B-52轰炸机”的可怕说法，就更是使人民在心头轰然一征。大家在讨论文件时，虽然个个都讲，毛主席他老人家真英明；回到家却偷偷地说，林彪好象没有说错呀，毛也太不是个东西了，还不如让林彪真的把他干掉了才好呢！

　　所以说，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觉醒，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这是文革十年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尽管人们非常痛恨林彪站在毛泽东身后举着小红书的谄媚形象；痛恨他在文革当中，曾利用手中的枪杆子为毛泽东维持过那个浸透着人民鲜血的万恶政权……可是，他的死，他所遭遇的“913事件”，确确实实还是让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及其四人帮有所觉醒。但那时，绝大多数人，主要还是认为，那是坏人当道；而被毛斗争和打倒的刘少奇、朱老总和陈毅等许多老干部，还是好人。其实这一批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他们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他们在之后的一九八九年，其大部分都是支持邓小平在北京屠城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当然，那已经是后来的认识了，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觉醒到这个份上，包括我本人。周恩来死的时候，我还流过眼泪。今天，我觉得自己同样愚蠢和可笑。

　　林彪事件后，我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曾经在深夜的学校大操场上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他还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我才敢对你这样说……”

　　那一天是1971年12月31日。

　　那个夜晚，我们只远远地走在操场的边上，却不敢穿过操场，走到另一边去。因为操场的另一边是一个土坡，土坡上挖着一个长幽幽的小“山洞”，“山洞”里放着上百具棺材，全是武斗中被打死的学生和工人尸体，还没有下葬。

　　深夜回来以后，我因为内心充满着苦痛和窒息的感觉，就伏在我的小床上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一九七一年的月亮”，一百五十多行，至今我只记得其中四句了﹕

　　　　……

　　　　我们空虚而又愤懑，

　　　　我们镇定但有胆怯；

　　　　面对着一九七一年的月亮，

　　　　用我们冰冷的笑声向它告别……

　　

　　虽然告别了一九七一年的月亮，却还是迎来了一九七二年那个风狂雨暴的中秋。那天傍晚，我坐在小阁楼里，面对着雨后窗外那一片“枝桠横折、翠叶纷劈”的中秋景象，虽痛心疾首于“竟大地精英，瞬遭劫掠”，但还是为“一腔热血”所鼓舞，大着胆子“挥毫奋书、洋洋洒洒、狂歌聊发吐衷曲”，最后甚至敢于“笑苍穹，看烟飞云敛处，皎皎明月”了！当我把自己“放狂”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词，偷偷地却又是得意地让我的大哥看时，没想，他只疾速地掠了一眼，便三下两下地把他撕了个粉碎。从来儒气甚深的大哥，年轻时的北大才子，此刻竟然低声而又急促地瞪眼对我吼道﹕“你自己不想活，还想害一家人都活不成吗？！”

　　确如大哥所说，要是被发现了，那就跑不了要遭殃，特别是我这等出身的人。那时，我还偷偷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可是我此生所写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春澜”，就是写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苦难历程的。可惜的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被我的老师逼迫，将它偷偷地烧掉了，虽然我的老师宽慰我，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有成就，但是，那一刻，热烘烘的火焰，就象是烧着了我的心，那种心疼，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这不能形容的心疼，这充溢着太多激情的青春苦痛，却使我想起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天，也就是在武斗最激烈的那些日子里，我曾与我的几个好同学一起聚首在我住的那个破烂小阁楼上。那一天，面对着血红的残阳，我曾即兴挥笔写下了一首诗﹕“青春的血沸腾在胸际”，并立即由在地区文工团拉提琴的同学王小明，将他谱成了曲子。于是，一时间，小明的提琴，我的二胡，革命宣传队大吴的手风琴，还有几位同窗高声嘶喊的“伴唱”和拍桌子打板凳的“伴奏”，便一起在我的小阁楼上“沸腾”起来了——青春的血，痛苦的血，就这样汹涌在那个“太阳最红、人间最黑”的岁月里面……它当然与那个造反时代的主旋律背道而弛，与那些还涌动在街头、高喊着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各派造反洪流大相径庭，更与那些正在为互相仇杀而呼啸的子弹毫不相干……虽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们不过是一群不敢革命的懦夫，甚至只是几个还没有受到惩罚的阶级异己份子而已……可惜的是，他们倒真地把我们忘却了。而我们，却因此而获得了一丁点“喘息和自由”。

　　当然，“闹”够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后怕的。但我们也有不怕的理由，因为除掉我，小明和大吴毕竟都是革命宣传队的，是拉革命样板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

　　从林彪事件一直到毛泽东死，虽然文革还不能算已经结束，但毛泽东的君主式军事独裁统治，却稳定下来了。他终于能够做到“叫刘少奇死，刘少奇便不得不死；要彭德怀亡，彭德怀便不得不王；让林彪从天上摔下来、林彪就不得不从天上摔下来”的残暴君王了！

　　不过，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终于发现，周恩来在党内国中的威信已经超过了他。为了搞掉周，他又搞了一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又发动了一次造反，弄得全国上下鸡飞狗跳……。毛如此这般地倒行逆施，不仅使老百姓开始了觉醒，连他的那些党徒们也有很多开始觉悟了。晓得大家全是他的“炮灰”。晓得他就算是一个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坏皇帝！

　　　　当然，对毛泽东的死和周恩来的死，当时人民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死后第二天的下午三点整，中央电台向全中国广播毛死了。我的一个同学，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轻声喊道﹕老毛驾崩了！我说，死了？（他说﹕）死了。我说，怎么办？（他说）上街看看去……正说着，另几个同学又来了。我说，那好，就一起上街看看去！等我们走到街上一看，街头喇叭里正“沉痛”地广播着悼词，但大街上，却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喊。每一个人的脸都铁青着……什么叫恐怖？这就叫恐怖。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不敢笑，甚至连哭都不敢。谁都不吭声。看到了熟人，也只是瞥一眼；碰到当官的，连眼光都不敢与之相对。当然，还有一种眼神，是有“会意”的意思的，但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比如我们。那一天，就有一个工人，因知道毛泽东死了，居然写了一首诗，曰﹕“红太阳落山了，大地一片漆黑……”，结果因被造反派揭发他是诬蔑“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被逮捕，还判了三年刑。你们说荒唐不荒唐？

　　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在大街上逛着，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你身上还有钱吗？”我说，“我身上还有七块钱”，那时侯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8元零5分。但我因突然意识到了他话里的意思，便立即低声地说﹕走，吃饭去！说这话时，我的那种不敢跑到脸上的快活，还有那几个同学听我说这话时的快活，那一双双眼神，简直就没法形容！是的，毛泽东死了，我们心里是真快活，是真的快活得不得了！说着，我们就走到芜湖当时最大的一家饭店，名叫“同庆楼”的，可等我们走进去时，我们全傻了，因为已经全部坐满，只在拐角上还有一张空桌子。那时才下午五点多一点，六点钟都没到。但满是顾客的同庆楼里，却没有一个人讲话，没有一丁点哭声，满大厅里面，只听到酒杯碰得啪帕的向！全在“撞杯”呢！于是，我们每人都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了，凑足了10多块钱，八菜一汤地大吃了一顿。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我喝了，而且喝的是高粱，喝得头一点也没有晕！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挺有酒量。

　　所以，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客观效应，表面上，它的轰轰烈烈的杀人镇压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特别是在精神和心理上，却不及文革前十七年。由于它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在全中国把那么多的共产党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它使人民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承受力，变得前所未有地强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度过了1966年的那个残酷的夏天之后，我们的心情，比文革前17年，比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感觉反而还轻松了一点。为什么？就是举目一望，人人都是“反革命”，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自然顿时有所减轻。文化大革命当中，许许多多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跟被他们整治迫害的阶级敌人住在同一个牛棚里，一道接受批斗和凌辱，被整治和迫害的人民，其心理自然就得到了一种想象不到的调整。虽然这种调整本身就是“被扭曲”。所以，1979年，当邓小平为了收拾人心，而采行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多数被平反的，都是在53年的三反五反、54年的思想改造、55年的肃清反革命、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57年的反右、59年反右倾、62年的狠抓阶级斗争和64年的四清运动中遭受迫害者……海外华人，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特别是那些台湾学者们。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共产党对人民作孽最多的一个阶段，其实共产党作孽最多的是文革前的17年。因为，正是在17年里，共产党用制造阶级斗争的残酷手段，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离间了所有人之间的正常社会关系，毁灭了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的好文化，扭曲了人民原本单纯的心灵，培养了整整一代政治变态的青年，更连续的发动了十几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才终于为毛泽东发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历史的全部准备。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党内与刘少奇争权夺利的问题。可是高高在上的毛泽东，面对着早已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刘少奇，他要靠通常的党内斗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必须是拼死一搏，以求绝处逢生。所以他才要发动红卫兵，发动群众，发动不知真相的人民，起来帮助他搬掉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同伙们，结果是曾经将毛吹捧到“神”的地位的刘少奇，彻底地被毛和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斗跨了。我倒是但愿那个时候，中国真地还能有另一个革命，一个真正敢于造专制魔王毛泽东反的真正人民革命。因为，人民要是真的有觉悟、有权力、有力量也发动一场彻底推翻毛泽东和共产党之极端反动、残暴、黑暗统治的人民革命的话，那该有多好！

　　可惜的是，朦胧的觉醒才刚刚开始，离开真正要走上向共产党发动革命造反的觉醒，还“路漫漫兮其修远”矣！

　　因为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那些曾说自己在文革中就敢于并已经造过共产党反的人，竟依然在哀求着共产党“推行改良和施行仁政”；甚至在一九八九年那个大好造反时机中，那三位真正要造毛泽东共产党反的湖南青年壮士，居然还被送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嘴钢牙之中；以致到了今天，我们一些在文革中造过反、现在倒真的是在搞民主的朋友，都还摆脱不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至深“恋情”……就不说一些还在年复一年地高喊着反对革命，高喊着要对至死都在迷信暴力镇压的共产党实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将中共党魁吹捧成为举世无双之“明君”的朋友们了！

一个逍遥派眼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不论是哪一派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是毛泽东、共产党发动文革的受害者、受骗者，只不过他们与“被造反和被迫害者”的“遭遇方式”不同罢了。因为一切的血海深仇都应该记在万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头上。我想，“理解万岁”这句话，用在这里，才是最好不过的了！这便是一个当年逍遥派“自醒”的结论。

　　我们确实需要自醒。

　　还是说当年的事情吧。

　　那时，在我的同学当中，成份好的造反，成份不好的，由于毛主席发布了“十六条”，说学生不准斗学生，但都能造反，所以大家都造起反来了。他们之间，当然也互有斗争，因为在老红卫兵和新红卫兵之间，还是明显地存在着很深的隔阂的，而大部份隔阂甚至仇恨，还是来自文革前的“压迫和歧视”和文革初期的“迫害与仇恨”。但他们一是都要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来“不敢不一致”；二是共同去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老五类分子和“叛徒、内奸、工贼、特务、走资派”新五类分子，特别是斗争那些49年以后已经被斗了不知多少遍、只是还没有被斗死的人，各派红卫兵造反派都不敢落后和不甘落后。在文革当中，我好象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造反派红卫兵，保护过他们，保护过他们这些过于苦难的人民，保护过后来被证明都是冤假错案的各类份子们，即共产党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们——难得他们都不算人民吗？特别是在他们遭遇斗争、迫害、酷刑、甚至是种种非人的摧残，以至于痛苦地被劫夺了宝贵的生命时……。相反，更多的却是“助共为虐”。虽然，我理解，因为，我也不敢——谁敢呢？谁曾敢过呢？划清界限还来不及呢，不划清界限就能当上造反派头头吗？

　　我还想说是，当时参加造反的人，其出身、背景和具体的动机确实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虽有差别，但不论是哪一队红卫兵，哪一家造反队，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都是要坚决紧跟照办的，都是在高喊着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哪怕真的是心有“异端”者也绝然不敢不如此，虽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我在前面说过，不论是何等何样的造反派，他们在批判、斗争和迫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叛徒走资派”的时候，“起码在表面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运动初期曾不许造反的人，或曾经被斗争过的某些人，其中确实存在着因报复心理和对抗心理而举旗造反者。比方说，在我们中学，就有由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和成份好的同学所组成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红大”。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敢死团”，其中有一部分是在运动初期被整过的，但也有人曾跟着别人整过其他同学。这两派虽然带着他们之间的新仇旧恨互斗，但对毛泽东的任何伟大号召和最高指示，他们都是一概地坚决执行，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有任何抵制。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因为文革所有的造反者，都必须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高举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旗，高举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旗，高举着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血旗，才能获得造反革命的“许可证”。这是文革所有造反派的根本特征，毫无例外可言，也不可能有例外。

　　我这样说，因为我是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我身上缺少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要求和“理性”动力。姑不论那种为誓死为保卫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和动力，究竟是真诚的，还是盲目的，抑或还是“莫须有”的，甚至当真是要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不论“打着红旗反红旗，必被红旗所打倒”，反正他们都不属于“为人民而造反”的感情范畴和理性标准。

　　在1967年的夏天到1968年底的疯狂武斗岁月里，各方造反派虽然拥有着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其互相间的武斗虽然震惊了全国，让人民胆颤心惊，却丝毫也没有震撼毛泽东刚刚重建的残暴革命政权。因为，不论是那一方造反派所射出的子弹，虽曾夺取了无数的、无辜的青春和生命，却没有一发子弹是要“为人民”而射向独夫民贼毛泽东和他的无产阶级残暴政权的！各类造反派们是在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互相恶斗，是在为期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相互射杀，甚至仅仅是因为自己充当了炮灰的委屈而自轻自践自身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有一点特别重要，是所有的人都不该忘记的，那就是﹕毛泽东虽用“路线斗争”，来残酷打击他自己在党内的敌人们；但毛泽东为了保证他路线斗争的胜利，却从来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要继续“制造和调节”阶级斗争，并且要把阶级斗争这根“弦”永远都绷得紧紧的。这便是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是他在大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之时，却一再地要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原因。当然，这也就是毛泽东于旨在斗倒党内走资派的同时，却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才是他进行路线斗争的保证。而唯有将所有的阶级敌人都压迫得、斗争得、打击得依然不敢乱说乱动，他的一党专政照旧固若金汤，他才能真正获得自己进行路线斗争的胜利果实，才能实现他对自己那个党的一人专政、即党主专政。也就是说，虽然斗倒斗臭了刘少奇，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他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风急浪高，却能够安然夺权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才是意在借口打倒走资派、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彻底打倒毛自己政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真正遭殃、遭难的，还是无数无辜人民的真正原由。而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那根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之弦，基本上就是由各地造反派在帮助他蹦得紧紧的，特别是在公检法被砸烂之后，和在结合了造反派头头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政权之后。在大抓阶级斗争、大打阶级敌人上，各色造反派均可谓毫不相让。虽然，我相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还是“为之”了。

　　整个文革当中，无数冤死在红卫兵、造反派，和后来由他们参加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或干脆是由他们组成的“专政队”手下的知识分子和无辜民众，都早已对此作出了无数血腥的证明。

　　一直到1968年底，当毛泽东的批臭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革命部署早已完成，各派红卫兵、造反派却因为大打派战而“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毛泽东先是开始对不听话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实行“劝压”，随后则派出军宣队和工宣对占领上层建筑取代造反派，接着便决心要对那些曾为他充当过炮灰、如今却满肚子委屈、因而开始不听他话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实行镇压了。虽然，有一些地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进行过抗争，甚至是不惜生命地予以过反抗，但是，正是因为只是为充当了炮灰的委屈而反抗，而不是要为悲惨的民众而反抗，他们的反抗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注定了要被彻底剿灭的下场。虽然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也出现了觉醒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有了最初的觉醒，甚至也出现了极少数真“想”造反者，但因民主和自由的根本觉悟尚很遥远，巴黎公社的反动原则〔——反对三权分立、要求立法与行政合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蛊惑其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血腥信仰还根深蒂固，共产党带着污血的革命红旗还在向他们闪耀着暗淡的光辉，他们的下场当然是可想而知。因为，高举着魔鬼的旗帜而想反抗魔鬼，结局只能是被魔鬼所吞噬。所以，当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他们该杀的杀，该剿的剿，大致收拾停当之后，便干脆把我们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下放到农村，将拿着工资的大学生送进军恳农场，就是将那些曾经按照他的号召去造反的，而今却有些不听话的“革命小将们”，全部送到农村去接受贫农下中农的“再教育”。说穿了，就是把他们分散开来，以便将他们淹没在贫下中农的汪洋大海之中，去接受“思想改造”和实行“劳动改造”……

　　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成了一页血腥的历史，虽然那血色的革命造反红旗上，浸透了无辜人民的鲜血，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热血。

　　怅望千秋一洒泪，文革已去三十春。历史自然会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浩劫，在与那一场由毛泽东和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认真比较之后，得出它确乎是“史无前例”的悲惨结论。而且，不论谁出于感情原因而要去粉饰它，还是要借粉饰它来寄托自身的感情；也不论谁还想在文革的血海中，捞出几件浸透了人民鲜血的革命造反“珍品”来，“史无前例”的这面镜子，都只会再一次送给我们“荒唐”二字而已。或曰﹕纵然是“满纸革命言，一把造反泪”，最终亦只能让朋友们“都云作者痴，尽解其中情”。

　　如果我说得不对，还请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们原谅，因为那时，我毕竟只是一个可怜复又可恨的“文革逍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