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日、蒋代表香港、澳门议和密幕——点评一次可能改写历史的谈判/牟传珩

日、蒋代表香港、澳门议和密幕——点评一次可能改写历史的谈判/牟传珩
(博讯200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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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牟传珩

1939年～1940年之间，中日两国代表在香港、澳门举行了极为秘密的 “和平谈判”。如果谈判成功，中华民族的现代史将被改写。 (博讯 boxun.com)

早在1937年11月，德国纳粹政府驻华大使陶德曼面对日本侵华之举曾暗中牵头，促使日蒋和谈（当时蒋介石政府也有求和意向）。11月5 日，陶德曼将日本政府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转告蒋介石，蒋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详解”。但同时，蒋介石又犹豫不定，不想答应日方的过高要求和苛刻的条件。蒋忧心忡忡地对陶德曼说：“假如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海军已全面封锁了中国大陆沿海，香港成为重庆政府对外联络的地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日军参谋部的铃木卓尔中佐被派往香港，负责策划与蒋秘谈。

铃木到香港后，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表示愿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会见。但宋当时以未受命予以拒绝。而后，宋又主动表示愿与接洽。显然，他的举动反映了重庆方面的意向。宋子良充当了重庆与日本方面转递信息的一种微妙的渠道。从谈判技巧的角度分析，宋子良成为重庆政府投下的问路“石子”。

1940年2月9日，宋子良带着重庆政府的决策回到香港，向日方表达了蒋决定派特使与日方秘密谈判的意向。他说：“希望在举行中、日两国政府和平会谈前，首先在香港秘密举行两国代表各三人的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蒋介石对这次秘密谈判是相当重视的。他从谈判策略的角度考虑，特派宋美龄亲赴香港充当“幕后角色”。

日方代表得到重庆政府的信息后，即飞抵南京，向日本侵华军总司令西尾大将报告。接着又秘密回到东京，向参谋长和陆军大臣汇报。随后由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协议后，决定先与重庆政府举行圆桌预备会议。为此，日方组成了三人谈判班子。有大本营第八课长白井茂树大佐、铃木和今井武夫。日方把这次秘密谈判的代号称为“桐”，并制定了以1938年御前会议精神（该文附后），为谈判基础的方案。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也组成了自己的谈判班子：除宋子良外，还有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事后任最高难度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的章友三和待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预备员），以张治平为联络员，幕后尚有宋美龄坐阵。重庆政府为保证这场谈判前沿与大后方的联系，另成立了专门的联络组，以确保每天有人乘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并时时用无线电报告会谈情况，以随时行得到蒋的指示。

此次谈判为避人耳目，双方精心策划将会谈地点定在东肥洋行二楼，并有张汉年在暗中负责警卫。

依照惯例，中方的陈超霖、章友三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日本方面出示了陆军大臣的保证书，双方相互确认了对方的身分后，会谈开始。会谈时间安排在每晚的9点以后。

重庆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章友三，但真正的实力人物是陈超霖。

谈判一开始，日本方面首先表态：“此次会谈在于研究召开日华和平会议的可能性。关于和平条件，只研究它的大纲，即使双方意见不一致时，也希望理解相互的主张，避免决裂，使经过再研究之后重行调整意见，尽可能努力做到召开正式会议。”日方的率先发言，从内容上可以分析，他们力图主导谈判，掌握日程的控制权，但却又以合作性的口气表述。可见日方有相当的谈判经验。

但中方没有按日方规导的议题发言，而是单刀直入地讲：“从重庆出发前，政府特别关注下列三件事，但愿日本方面也务必协作：

１　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２　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

３　必须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可见中方谈判者也并非新手。

这种谈判开局是相当精彩的。双方对策略的运用，与创造谈判气氛尺度的把握上，都是很老道的。

第一个回合之后，双方有这样的对话：

今井：“中国必须停止抗日。”这是他对中方以上三个条件的限定。

章：“当然”显然，中方处于守势。

今井瞄准时机进攻道：“中国应当承认满洲国。”

章：“希望成为中、日两国的保护国。”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策略运用。

今井直言道：“满洲国现在已是名正言顺的独立国，没有作为保护国的必要。”

章：“希望保留这一点。”在此条件上中方停住不动。

今井发现无法从这个阵地深入，便采取变换议题的手法说：“希望缔结日、华国防共协定。”

章：“可以。”

今井转而又提出：“日本军撤兵后，有在特定地点驻扎日本军的必要。”

章：“这会使国论沸腾，不能应允。这在和平成立后另行协商为好。”这可谓拒绝日本要求的缓兵之计。

陈插话说：“在不得已和必要的地方，可以延迟日本军的撤离。”

到此为止，可以明确看出日方已完全掌握了谈判的控制权，且连连进攻，而中方地陷于守势。

今井又转入一个议题：“为了防共，内蒙有作为特殊地区的必要。”

章：“可以。”

今井：“华北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做为日、华经济合作地带的必要。”

章：“如果以‘中国为主、日本为从’是可以的。”这是中方对日方要求的一种折扣。

陈：“希望考虑在长江一带有各国利权的关系。”

今井：“当开发华北资源时，希望特别为利用日本的技术提供便利。”

章：“可以。”

第二天下午9时起，日本方面又多了臼井参加谈判。谈判继续进行。

今井首先发言：“为了日、华提携，中国应给予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权。日本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

章：“当然。”

今井又开始进攻已搁浅的话题：“中国应承认满洲国。”

章：“希望今天保留。”中方仍守城不出。

今井再次跳开话题：“中国应承认日军的防共驻兵。这同撤兵问题应有区别的必要。”

章：“中国已在努力讨伐共匪，因此，防共问题可以听任中国去办。”

今井：“不是国内的共匪问题，而是为了对外的军备。”

宋：“‘驻兵’这一词不适当。把撤兵期间延长也可以吧？”这是文字处理上的技巧，但日方仍不同意。

臼井：“如果把研究驻兵的细节作为秘密协定是否可以考虑。”

章：“原则上可以。”

今井：“对汪精卫问题，贵方的意见如何？”

汪的问题也是此次谈判中的一个难题。中方代表不便率先发表意见，只好以问代答。

章：“这是我方掌管以外的事情。希望知道日本方面的意见。”

今井：“日本对汪有道义关系，所以希望重庆方面同汪派协商合并。”

章：“反对汪精卫是全体国民的意见，因此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前，建立中日和平是必要的。”

臼井：“首先日、华停战，其次再开重庆和汪派合并会议也可以吧？”

宋：“必须不造成中、日停战的障碍。”

今井：“因此要迅速使谈判成功。”

章：“同意，今天到此结束吧？”

第三天，日本方面预先把日、华协议的结果制作成备忘录，交给中国方面代表。会议又从下午9时开始。

今井再次将问题的焦点推向满洲问题：“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怎样了？”

章却搪塞道：“满洲国的独立作为既成事实，现在没有再加干涉的意图，希望暂不触及这个问题。”

日方以沉默表示不准备再变换话题。

宋：“所谓缄默态度。如果解决和平，四五年后总可以解决吧？”

张治平插话道：“现在承认将招致国际上的误解，政府将失去国民的信赖，希望研究办法。”

章：“重庆也有各种系统的军队，如果现在承认，形势将要恶化。我们还要听候最高当局的指示，在正式会议上再行决定如何？”中方采用踢皮球的谈判战略。

今井强硬地说：“在日本方面，这是最紧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突破，就无法开展两国政府正式谈判。”

这轮谈判在满洲问题的僵持中结束了。

根据上述对话可以归纳出中方的主要观点如下：

１、关于满洲国，主张中、日两国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作为他的　　保护国。２、关于共同防共问题，重庆政府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和把内蒙　　地区特殊化，但决不能承认部分日本军驻扎在华北。万一中、日　　两国国防上有必要时，可以推迟部分撤兵，也就是说在解决了和　　平后可以另行协商。３、关于汪精卫的问题，因当前全国一致反汪，暂不易提及与他合　　作。

以上三点是中方与日方分歧的要点。日方起草了一份谈判备忘录，交中方看后订正为：

　　备忘录

　　日、华两国为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　　济提携为缔结和平条约之基础，为迅速停战和调整邦交起见，双　　方认为必须协商，经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条　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恢复和平后），日本对中国　　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

　　第二条　中国立即放弃对抗、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

　　第三条　日、华两国为实现共同防共，缔约防共协定。而其原则　　与内容，以及日本要求在内蒙与华北之若干地区于一定期间驻扎　　所需要之军队，以秘密条约缔定之（本条款于恢复和平后进行协　　商）。

　　第四条　在华北与长江下游地区，应取得日、华经济合作之成　　就。关于华北重要资源，中国应对日本提供便利，共同发展（中　　国自然居于主人地位）。

　　第五条　日、华两国民在两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考虑　　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与交还租界。

　　第六条　为了日、华提携合作，中国向日本招聘军事和经济顾　　问。

　　第七条　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协力合作。

　　第八条　日本恢复和平之时，尽可能迅速撤回派遣至中国之兵　　力。与此同时，中国确保各地区之治安，并保证条约之执行。

这个备忘录由中方代表发回重庆，蒋介石及其重庆政府经过同周密研究发回和平意见下：

　　和平意见

　　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为谋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基于尊重中国之领　　土完整，主权独立原则上，结束中日战事之研究，兹经详细协商　　后获得之结论如下：

　　第一条　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　　说商议之；

　　第二条　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　　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包括在第三条范围内）；

　　第三条　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　　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

　　第四条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但资源开发中国应自　　处于主权地位；

　　第五条　关于中、日两国臣民居住、营业自由的问题，绝对同　　意，同时日本帝国应考虑取消在中华民国之治外法及租借地；

　　第六条　关于顾问问题，中、日两国为提携合作，如中国需要技　　术顾问时，得聘请日本帝国之军事及经济专家为顾问，但不得干　　涉中国之内政；

　　第七条　关于汪精卫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　　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之权，毋庸　　作为和平条件之一；

　　第八条　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帝国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从　　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迟撤退，至各地方治安，由中国　　政府维持之（撤兵步骤另细订之）。

　　附则：

　　以上意见日本帝国不得视中华民国为被征服国。中、日两国应站　　于平等立场，以最高诚意的公平、互让为结束战事之基案。

　　中华民国29年3月10日

这个和平意见较备忘录积极一些，重庆政府订正了谈判代表没有竭力坚守的条件，如第八条所言，最为典型。至此为止，历时四天的香港谈判宣告结束。

一个月以后，宋子良从重庆回到香港，敦促铃木再次举行会谈，紧接着章友三也飞抵香港。与此同时，香港报纸还特别报道了宋美龄也来港“治疗牙病”。

这次秘谈主要是在九龙半岛旅馆243号（1940年5月13日晚9时开始）和乘小艇至海上（1940年5月17日晚）进行的，主要是中方向日方表达了如下观点：

１、满洲与日本部分驻兵是最困难的问题，可暂时搁置；汪精卫问题　　虽有麻烦但可以商议。

２、希望在澳门举行第二次谈判为两国政府正式谈判作准备。如进行　　正式谈判，重庆方面将派遣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或军政部长　　何应钦为代表。

３、在国内坚决反对和谈的势力是冯玉祥和共产党，重庆不得已时将　　考虑强硬手段。

日方在这次秘谈中表示同意在澳门举行第二次秘密会议。

根据中方提议，6月4日在澳门进行第二次秘谈，中方将地点安排在市郊海岸大路一所极为僻静的空房子里，而且还是在地下室里，点着四支蜡烛。中日双方的原班人马分坐两边，相互核阅了委任状后开始了谈判。

此次谈判，中方代表大有主导谈判之气势。陈超霖抢先站立起来，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蒋委员长最初对会议表示怀疑，为了确定了解日本方面的诚意，允许陈、章等参加香港会议谈，结果相信和平亦有可能，始决心实现和平。”陈停了停接着又宣读了以下内容：

　　“在第一次香港会谈中，关于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军在中　　国驻兵问题，中、日双方意见不一致，以致不能达成实质性的效　　果，实属遗憾。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确认下列五项已收到的巨大　　效果。

　　１、以往中、日两国同心愿互不疏通，至今不理解。但香港会谈　　　　的结果，两国隔阂显著缩小，中国可以相信同日本已有接近　　　　的可能性。

　　２、中国的青年将领，一向不能消除日本企图完全征服中国的观　　　　念。但这次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因此，考虑了今后实现和　　　　平组织的方案，赞成积极地推进中、日和平。

　　３、以往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时刻都抱有怀疑，认为日本言行不　　　　一，总在考虑不轨的举动，因此每次提出和平问题时，蒋委　　　　员长都加以拒绝。香港会谈后，始恢复了信任，得知解决事　　　　变完全在坂恒参谋总长的双肩之上。因而，尽管许多和平路　　　　线都被拒绝，而认为我们这次的路线是最确实可信，且系最　　　　短的捷径。

　　４、中国共产党预感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剿灭共　　　　产党的战争，因而企图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尽可能扩张势　　　　力。因此，国民党各要人于香港会谈后，对防共方针的意　　　　见，愈加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几名有魄力的军政要人到西　　　　北，防止共产党的反抗。中国的防共对策已开始逐步实行。

　　５、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它将领，已于5月28日商定，　　　　得悉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如不苛刻，可知他们　　　　也不反对和平。”

中方代表的这一发言，旨在为谈判定下基调，表示哪些是可谈的，哪些是不可谈的，哪些是有回旋余地的等等。

日本方面表示，他们仍以备忘录为基础，条件不变。这次密谈又涉及两个新内容：一是日本建议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举行坂垣、蒋、汪三方会谈。中国方面以蒋介石不能出席为由加以反对，使这一问题未能确定；二是日本提出利用海南岛为日、华两国海军基地一案，也得到中国方面答复。中方表示可以在恢复和平后的条约中确定。

此次谈判结束，中方作了如下笔录：

　　第二次会谈意见（中方）

　　此次会谈系基于第一次会谈后，双方意见大略了解，比较接近，　　但基中仍有不同之点，陈述如下：

　　根据贵方第一次会谈备忘录内第一、第三两条，经敝方研究考　　虑，确有不能接受者，因中、日两国争端，其祸胎即因满洲问题　　所造成，而华北驻兵，亦为中日事件之祸根，兹为东亚永久和　　平，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故于可能范围内，表示意见三点如下：

　　１、关于备忘录内第一条满洲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　　　　以外交方式解决之。

　　２、关于备忘录内第三条驻兵问题，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　　　　家秘密解决之，不应在和平协定提出，作为附件之一。

　　３、关于备忘录内第七条汪精卫问题，另行商议。

　　其他第一次会谈备忘录内数点，原则上同意。

　　中华民国2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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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会谈意见（日方）

　　对本会谈中贵方的意见，我方见解如下：

　　１、关于备忘录第一条满洲国问题，虽要求在和平条件中提及，　　　　但承认的时期和方法，考虑中国方面的希望，有协议的余　　　　地。而且关于承认，应以根据秘密协定等某种形式加以约　　　　定，此类约定以在高级会谈上协议为适宜。

　　２、备忘录第三条驻兵问题，在停战的和平条件中处理，以秘密　　　　协定等某种方式约定。

　　３、关于贵方代表所知悉的日本方面所主张的海南岛等问题，希　　　　望在高级会谈前斡旋同意，并在高级会谈时商谈处理。

以上谈判双方对悬而未决的问题，各自分述了自己的立场，谈判结束。

在中日两次秘谈中，虽然气氛一直很好，但不仅中方对日本的侵略责任只字未提，反而日方的要价很高。这使蒋介石陷于对国内人民无法交待的两难境地，为此他也举棋不定，不敢轻率成交。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多次发生政变，第二次近卫内阁重新登场，陆大臣俊六大将离职，由东条英机中将接任。东条英机是一个很强硬的战争犯子，他激烈地抨击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进行代号为“桐”的和平谈判为 “越权行为”。之后，日本就与德意结成法西斯侵略同盟，自己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以上，从中日秘密谈判的全过程中可以看清，日本从要价太高到拒绝谈判的发展道路，最终使他们利令智昏，企图用战争消灭对方，结果却自己打倒了自己。

事实再次证明，谁企图用暴力赢得更多，谁将输掉他自己。

（本文为纪念“9．18”日本侵华事变而作。）

☆主要资料来源：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　（1840～1949）》下卷，1977年版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　196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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