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土收复同盟: 田奇庄赵军民王卫星：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之二）

田奇庄赵军民王卫星：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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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3月19日转载)

作者：田奇庄赵军民 …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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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

铮铮铁骨的县委副书记

大多数人受不了酷刑，被逼无奈，让说啥就说啥。不过也真有铁骨铮铮的硬汉，邱县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他晋升县委副书记后，就象当时当年的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邱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乡亲们提起他，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造反派夺权后，有一天，他从乡下被传回机关。一回机关，便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有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他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检查的机会。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已被“内定”成邱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长。

他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史明奎是在新社会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索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铮狞的老虎凳……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中见过的刑堂。面对恶狠狠的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只加入过共产党，怎能说自己是“国民党”。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话音刚落，他的后脑勺便遭到沉重的一击。史明奎觉得脑袋就象炸了一样，他强忍着疼痛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拧住他的胳膊往上别，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撅起。史明奎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的，脑海一片空白。

这仅仅是刑罚的开始，审讯在继续，刑法在不断升级。史明奎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头上汗如雨下。两腿先是麻木，接着变软，终于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造反派打手又换了花样，来了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不能再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困难。史明奎咬着牙坚持过来了，打手们再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

史明奎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要参加批斗会，以此推动全县运动发展，他曾在一天内被连续批斗八场。

除了在县城挨批斗，造反派们还拉着史明奎到各公社批斗。儿子、女儿只能在父亲被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得脸色蜡黄，人瘦了，显老了，头发胡子老长。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还不时地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的象馒头一样，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拖拉着往前走。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情景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得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得一个公社去批斗，他们便赶去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夫、舅舅一块儿去。

晚上，史明奎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夫去送鞋，没见着人，却招来了罪名：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想搞“劫持”？还是想搞“暴乱”？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而她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1968年6月5日， “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主子有令，打手闻风而动。当夜，史明奎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今晚你必须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史明奎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打手们用皮鞭朝史明奎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被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死心裂肺般的疼痛，他猛地昏死过去。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头头气急败坏，用驳壳枪朝他胸部猛砸，又用子弹头刮他的肋骨。接着又被反捆住双手，吊在屋梁上。打手们把报纸点着，往他身上烧。火苗烤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

“说！谁是国民党？！”

史明奎嘴咬出了血，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知道，我不是……”

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嘻笑着朝他的胸脯按去。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史明奎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

剖腹示忠

他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普通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因为他“死不肯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胜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到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下就把他的腿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打手们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打手们还用两根木棍挤他的“太阳穴”……

他有怨、有愤、又恨。他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最终，他选择了唯一能表白自己的方式。正值社员出工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回家拿了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边跑边喊，将手中的牛耳尖刀插进胸口。他慢慢跌倒在地，流下一滩鲜红的血。

绝不改口的标兵

邱县有位王某某，曾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是全县青年的榜样。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个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于是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他的是“温火”，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遗憾的是这位姓王的农民，犟筋一根，很不“懂事”，嘴咬得很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王某某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失望透了，动了肝火。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一字一句，说得很老实。

“你诬蔑谁胡说？” “造反派”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脸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接着“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铁丝，一阵剧疼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凝固。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为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死不承认。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说！”他说的是真话。

“好！不是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一个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叱责道。

王某某就这么被吊着，稍一低头，就会撕心裂肺地疼痛。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亲提着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老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束这种地狱酷刑。

“娘！”他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咱咋能胡说呢！”

王某某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七天七夜！

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

两位制造大冤案的平庸人物

古往今来，大凡改朝换代时期，总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或是乱世枭雄，或是奸佞群小。大浪淘沙，不仅使黄金与泥沙俱下，更使得沉渣泛起。在邱县的县志上，辑录了两位极可能是很平庸的人物。
这便是邱县国民党案的始作俑者赵玉春。他原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靠“造反”发迹，被推上了邱县的政治舞台。这个不起眼的外籍人物的出现，让古朴而贫穷的邱县于“十年浩劫”间，平添了更为深重的人祸。

关于这个人，2001年编纂的《邱县志》对其有如下记载：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部队文书、指员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期间，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委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的公衬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支部书记都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原县。

从履历中可知，他是个15岁入党，17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小鬼”。从乡下孩子到革命干部，也几乎都是在革命军队中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至到文革后期，恶贯满盈地从“政治舞台” 退出，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好象从没有脱离过“革命”。

他的前半生，先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军队做“政治”工作，至到“夺权”成为邱县实际的“当家人”。就是在他“当家作主”“准备立大功”的时分，利令智昏地制造“国民党假案”酿成弥天大祸。他的后半生则被逮捕判刑，至到病死山西。

他“善终”的这一年，恰是文革发动后的整整二十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比较成熟的时期，饶有意味的是：他革命的年代都是人民少吃没穿，个体尊严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动乱频仍的时代。他不再革命的时候，国兴家旺，人民的生活步入小康，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再因言获罪，不再由于追求幸福生活横遭凌虐。

这个简介附着他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当时的年龄好象只有四十岁上下，身着当时的红星领章军服，由于帽檐下阴影过重，这个绷着嘴，鼓着高颧骨，面无表情的中年汉子，显得十分阴郁。他主政邱县的短暂几年内，我们没看到他办过一件可以彪柄后世的好事。

另一个因祸害一方而载入方志的本籍人物，就是赵玉春的主要搭档惠广志。

方志有如下记载：

惠广志——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缉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广志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赵玉春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大冤狱呢？后来的人替他总结了两条：一是打击素与之不和的武装部部长。二是想 “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前者是私愤，后者是为了加官进爵。这样的总结显然太实际了，也许这就是大家的直观印象吧。紧跟政治形势，积极追求进步。在当时，也许这是最正当的理由。

邱县县委干事惠广志，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恐怕这一辈子也难当上科级干部，这一次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全县第二把手。

在邱县，还有一大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借时以逞，与他一起发迹：
农林局技术员杨德珍打死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郝梦怀，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临时工王新民打死县委副书记史明奎，转干调公检法机关；

社员郑容恩操纵打死残废军人张同勋，入党、提为县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

临时工张丁歧打死科局级干部王洪章，提为法院副院长；

临时工陈万美打死社直干部于金岭，入党转干，提为南辛店公社副书记；

临时工霍培武（父、兄妹共打死十人）转干入党，提为县海河指挥部政办室负责人；

临时工马文玺是打死粮食局长任尽中、副局长刘凤祥、干部牛文会的主犯，提为商业局生产部经理、总支副书记；

李致敬是抓“国民党”的主谋者之一，是给退休干部点天灯的主犯，提为公安局副局长……

打人、整人造反、革命就能升官，如此际遇岂能放过，于是屑小之徒如苍蝇逐臭般蜂拥而至。

惠志广的故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被政治运动异化了，惠志广也不例外。假如没有文革，他只是一个县城普通干部，是个从乡间走进城里的小市民。

他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怪。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很执拗。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处事总好扭着劲儿。文革狂风骤起，使他从县委的普通干事，一夜之间成了邱县的风云人物。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做过帝王梦，也许隐在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从没有得到过释放。作为一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和平时期，他的所有毛病充其量不过是个性强而已。没想到时代骤变，他也有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天。于是，潜藏在心底的野心骤然膨胀。

1966年初，邱县公安局从乡间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自幼的耳熏目染，使他明白了许多“神”权至上的玄机；而且明白“神”可以由一些人制造出来。

他沉默不语，窥测时机。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一天就来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智勇双全”，既有主意，又敢出头硬干，很快登上了“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

在小弟兄们的崇拜中，他开始享受了神的尊严。有一天，他生病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道——“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他父亲说：

“别让他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也算是祖上的积德。祖坟的风水，上可光宗耀祖，下可显赫邻里。进不了紫禁城不要紧，当上“土皇帝”足以威风八面。在邱县，惠志广呼风唤雨：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想整谁就整谁，生杀夺予，尽在唇齿之间。

如何领略当“土皇帝”感觉呢？惠志广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了显示尊贵的方法。他抛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条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坑上整整躺了六天。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叫随到的侍者。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

他暗自惬意：旧社会村里的土鳖地主老财在炕上躺过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但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舒坦，他感到了受人崇拜的份量。这一切都不用问，因为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陌生的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数村，列祖列宗谁曾享受过如此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组抓获的“国民党”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王八盒子”，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如同大殿上威风凛凛的锦衣卫。

惠志广的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如此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也要相形见绌。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大衙、督察院、金銮殿，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欲念中的帝王梦，就不再是梦，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他的一声吆喝，“国民党”们浑身哆嗦。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犯人们战战兢兢，点头哈腰，吓得不敢正眼看他，惠志广神魂颠倒飘飘欲仙。

惠志广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在村革委会主任及专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时场面。经他描绘，画面是这样的：他穿着洗过几水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

村革委会主任上穿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毕恭毕敬地站在惠志广旁边。

虽然现已无人能完整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无非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他慷慨激昂地抡着胳膊训话，他老爹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生怕大祸临头。

只是这种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受害者开始上告，上级开始落实政策，他便惶惶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几个月后，他终于落入法网。一时期县里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孤儿寡母挤进他家，又哭又闹，来了一拨又一拨，如同冤魂缠身，无法驱散。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报复行为便占上了上风。于是人们三下五除二，砸了他家门楼。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的遗孤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的胆颤心惊，不敢言语。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也许，标志的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败落！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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